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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的周揚：耳朵被打殘 不怪毛澤東

http://www.CRNTT.com   2012-02-26 08:52:37

萬壽路招待所大院住的幾乎全是等待分配和等待“解放”的老幹部。他們常在一起散步聊天，交流信息，生活得比較清閑，相處得很親密。誰家得了或做了些什麼好吃的，常常分送左鄰右舍。誰的身體不舒服，需要看病拿藥，左鄰右舍通過各種關係找車送醫院。 　　“四人幫”倒台前後，萬壽路招待所還是組織部長郭玉峰的天下，生活上的諸多不便主要靠老同志們之間相互照顧。  　　有一次，不知誰得到了一些足球票，老頭們請招待所派個車去趟體育場。那年頭得張票不容易，派車更難。據說，招待所所長請示了郭部長之後，同意派一輛專門運送院內垃圾的130小卡車去。老頭們一聽，幹脆不去了。  　　不管郭部長怎麼不痛快，來招待所看望這些老幹部的人還是一天天多了起來。特別是當時已經複出的鄧小平正大刀闊斧地搞整頓，大家都很高興。來客們往往同時看好幾家，也帶來不少“小道消息”，這些消息多半是叫人充滿希望的。有次章蘊媽媽來看帥孟奇媽媽，也順便看看我爸，一談，原來他倆不僅都是湖南人，還是小學校友。章媽媽鼓勵父親耐心等待“解放”，一定要把身體養好，年屆七十的她還示範做了一套保健操教父親。無奈父親實在缺乏體育細胞。只好由母親代學。  　　這期間，吳德、丁玲、馮雪峰等人的孩子都來看望過父親，更不用說一大堆文藝界的老朋友、老部下了。有梁斌黃胄兄弟，陳荒煤夫婦，楊沫，等等，在北京的文藝界名人來得真不少。王昆阿姨心靈手巧，看見父親的羊毛衫肘部破了一小塊，她拿回去織補了一番，做得天衣無縫，連我媽這針線活兒不錯的人都贊嘆不已。任白戈的兒子會使縫紉機，他給媽媽做了兩條布睡褲。“文革”前的炊事員小李，已經回農村了，每次來北京都帶上他做的父親最愛吃的一只燒雞或一碗粉蒸肉。有個人從南方帶來一大筐嘉興粽子，下了火車就直接送到招待所，粽子多，媽媽趕緊分送大院內熟人。當時父親前途未蔔，黨報上還時不時地批判他一下，朋友們這番真情關切給父母帶來許多溫暖。  　　我和孩子們周日才去，碰見的人不多。有一次正好碰上父親的老警衛員王保群帶著老婆孩子來訪。我們一塊兒去翠微路小飯館吃了一頓。王保群從1946年張家口時就跟著父親，張家口撤退時他們剛從外地返回(當時媽媽帶著我和弟弟一月前已撤走了)，在他們趕回住所收拾完文件和被褥跑到院子裡時，敵機已開始轟炸，街上人們四散奔逃，他們的馬也丟了，王保群趕緊在路上抓到一頭亂跑的毛驢，才和父親倉皇跑出張家口。解放後他在文化部做些行政後勤的工作。沒想到這麼老實巴交文化不高、出身貧寒不貪不腐的老黨員，“文革”中居然受周揚牽連被遣送回原籍。這次來北京看我父母親時，他已知自己患肝癌，回去沒多久就去世了。  　　1975年8月27日，中央專案組對周揚有個結論：“犯有嚴重路線錯誤，屬人民內部問題。本人做了檢討。恢復其黨的組織生活，原工資照發，補發審查期停發的工資，由中央組織部分配工作。”這幾條指示當時的部長郭玉峰均未執行。  　　恢復組織生活，對於那一代人來講比生命還重要，因為這意味著黨還承認你是個黨員。母親從1972年起每月有20元生活費，後來又加到30元。她無處去交黨費，就每月留下2元(後加到3元)用手絹包好準備將來交。1975~1976年父親無處過組織生活，無異於頭上還懸掛著一把利劍，不僅他本人，母親和我也覺得是件大事。誰能想到三十多年後，不少黨員懶於參加組織生活，借口病假事假躲著不去，不交黨費沒關係，工資裡直接扣，想退黨都不容易，時代在變啊!  　　原工資也沒照發(父親的工資大概是三四百元左右)，每月30元生活費。好像是1978年底前後父親才拿到全工資和補發工資，他們把補發的一半交了黨費。母親1975年6月就拿到補發工資一萬多元，她給自己留了2000元，其餘全部分給親屬們和一些生活困難的過去的工作人員。父親出來後，她盡其所能買了三七粉天麻人參等補品給父親吃，使父親的身體很快得以恢復。  　　當時院內老頭子們個個積極鍛煉身體。父親只會快速散步，每天按自定的標準在大院內走幾圈。快步走完若是碰上伴兒，還能邊走邊聊，其樂融融。我見到過的就有宋任窮、郭小川等。有時他自己邊走邊想什麼，還曾一頭撞到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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