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頁 第2頁 第3頁 第4頁 第5頁 第6頁 第7頁 】

老兵8年攜57壇骨灰從台灣回山東故里

http://www.CRNTT.com   2010-10-15 13:28:08

他漂落到了大海的另一邊，再也見不到自己的母親。但是，當時的他甚至不知道那樣一個充滿訣別意味的清晨，究竟是哪一日。數十年後，他在圖書館翻查史料，才發現自己乘坐的是那一年由廈門駛往台灣的最後一班船。日期：1949年10月16日。僅僅就在半個月之前，在遙遠的北京，一個新的共和國成立了。 　　那個被他一刀一刀刻進心裡的故鄉  　　此岸，曾經像是一生也回不來的地方。 　　但高秉涵和那些一直堅稱自己“旅居台灣”的老人一樣，從未放棄尋找觸摸故鄉的機會。菏澤同鄉卞永蘭就是其中的一位。上世紀60年代，她取得了阿根廷護照。1982年，她終於在從阿根廷到台灣的旅途中找機會回到菏澤。 　　她的記事簿上密密麻麻地記載著在台灣的菏澤同鄉對她的請求，有的想要張“老房子的照片”，有的請她去找一找自己失散多年的老母親，有的則請她帶回點家鄉的特產。高秉涵也對她說了個請求：“帶點家鄉的土回來吧。” 　　卞永蘭回到台北的第二天，菏澤同鄉舉行了一場大聚會。許多人臉上的神情顯得緊張，大家像小學生一樣規矩地坐在一起。 　　分特產時，人多物少，最終定下“每戶燒餅一個、耿餅三只、山楂和紅棗各五粒”。之後則要分配卞永蘭從菏澤提回來的整整3公斤泥土。因為高秉涵是律師，他被指派執行“分土”。經過激烈的爭論，同鄉們約定必須憑籍貫欄中寫有“菏澤”二字的身份證方可領取，並且“每人一湯匙，不可多得，分土者因責任重大，可分到兩湯匙”。 　　直到今天，當高秉涵回憶起那時的情景，還記得四周靜得“落下一顆塵土也聽得見”，沒有人說話，甚至沒有人大聲喘氣。他一手拿湯匙舀土，另一手用筷子小心地將湯匙裡冒出的土尖撥平，再倒在一張白紙上。 　　分到土的人小心翼翼地捧著這一層灰黃色的泥土，仔細地包好。有一位老先生，因為雙手顫抖，還沒等包起紙包，就把土撒在了地上。他坐在地上，一邊撿土，一邊流淚。最後，高秉涵又給他分了一湯匙。 　　那些手握泥土的同鄉們臉上“又得意又哀傷”的表情，讓高秉涵終生難忘。 　　這個“分土人”，將一湯匙泥土鎖進了銀行保險箱，同樣在那個保險箱裡的，還有他和太太多年來積攢的金條、金飾。而另一匙泥土，則被倒進了茶壺，加滿開水，“每次只敢喝一小口，整整用了一個星期才喝完”。 　　這些帶著“故鄉味兒”的泥土，其實“沒有什麼味道”，但高秉涵一邊喝一邊哭，“流出的眼淚比喝進去的泥水還要多許多”。 　　那時的他並不知道，何時能再踏上家鄉的土地。 　　台灣的“外省人”一度寄希望於蔣介石“反攻大陸”。1951年，蔣介石頒布《反共抗俄戰士授田條例》，凡當兵滿兩年者都獲頒“戰士授田憑證”，等“反攻”成功後，就可以兌換授田證上的土地。那些年輕或年長的軍人願意相信這一切，甚至有人喜氣洋洋地規劃著：“到那時我就回去種地，種上麥子、玉米、高粱、黃豆和芝麻，剩個幾分地再種點兒菜。” 　　很快，這個像泡沫一樣的許諾破滅了。和數百萬從各個港口逃離、並最終匯聚在這個島上的人一樣，高秉涵想念自己的母親，想念家鄉，儘管那裡只有他短短13年的記憶。 　　當年，逃難路上連綿的戰火奪走了他大部分的行李。但是，一些東西被幸運地保存下來，直到今天：一張綿紙制成的菏澤縣南華第二小學畢業證書、一張小學“流星排球隊”的合影，以及“南華第二小學二級一班”的合影。

【 第1頁 第2頁 第3頁 第4頁 第5頁 第6頁 第7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