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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農民：30年來大陸城市與農民的糾葛

http://www.CRNTT.com   2009-03-09 10:14:38

“換裝”的故事不斷在歷史中重複，只是主角和版本不同。新時期大學生有“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認爹和娘”；改革開放後的回鄉知青則有《小芳》歌謠。 　　《小芳》中的她，美麗善良、辮子粗又長，但不敵另一個她，妖冶不可方物、攝人心魄的“現代化”。這位“現代化”佳人還有個艶名叫“摩登”。不只幹部、知青、大學生，所有城裏人都中了“摩登女郎”的招，全都六神無主。“摩登”代表先進，與時俱進。與時俱進幷沒有錯，只是不能忘了自己是誰。現實的城裏人，有歌手李春波式的感恩或內疚心理的不多。這不是矯情。 　　現代化將中國傳統社會一劈兩半：一半光鮮奪目，另一半是黯然無光。鄉村世界裏的人要花一倍或數倍的努力方能過上城裏人那樣體面的生活。網文《我奮鬥了十八年就是爲了和你喝一杯咖啡》道出農家子弟的辛酸。航天精英翟志剛等農家兒一步登天的機會太少了。感嘆“寧做三奶，不嫁窮人”的農家女才是真實的寫照。現代化借傳媒營造了一個超强話語場，一切“洋”的可以恣意强奸一切“土”的。 　　西諺雲，三代造就一個貴族。三代之前都是農民，三代之後足以造就一個城裏人：袋袋褲、蛤蟆鏡，雜染的毛髮，乜斜的眼神，活脫脫一個新人類。但骨子裏，我們都是農民的後代，都是中華大地上繁衍的物種。 　　中國社會在本質上是“鄉土的”，費孝通八十年前的這個論斷今天仍適用，在土與洋交織的當下社會仍適用。當我們義無反顧拋弃“土”，敞開胸懷迎接“洋”時，捫心自省，我們的思維方式、行爲習慣不還是那個人，那個樸實而小聰明的農民嘛。你以爲你換了馬甲我就認不出你了嗎？ 誰說世界是平的？ 　　“狗日的戶口”何以不絕，背後實質是某種利益壟斷 　　世界上最不人性的社會制度就是戶籍制度。 　　在中國假如60年前大家都是農民，先進城的憑什麽要排斥後到的？曰：利益。 　　中國的問題，千條萬條，最主要的一條是人太多，可供分配的太少。毛澤東在1973年會晤美國國務卿基辛格時，曾建議送一千萬名中國婦女給美國，“我們國家的女人太多了，……我們的孩子太多了”。這一段被寫進了《尼克松回憶錄》。毛給自己“人多力量大”的政策作了總結。 　　但“人太多”不能成爲人口歧視的理由。去年春運，廣州這座民工過境之城展現出最大的善意，將最具現代化、國際化標志意義的廣交會場館拿出來招待滯留民工。廣州電視臺主持人陳揚動情地說：“農民工，民工，打工仔，外來務工人員，不管怎麽稱呼，現在要說一聲，我們的農民兄弟姐妹，辛苦你們了！”當時學生義工、政府工作人員齊上陣，疏導幫助那些落難不能回家過年的人，他們是珠三角經濟崛起的功臣。 　　其實，廣州人民哪里知道，農民工走了，不再回頭。東莞排起了退保的長龍。一項旨在偏向民工的社會福利制度何以被拒絕？因爲工廠朝不保夕，他們不知未來在哪里。 　　當前，鼓勵農民回鄉創業成爲一種口號。這幷不是什麽新鮮提法。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爲解决農民出路提倡大辦鄉鎮企業。 　　上世紀80年代中，社會學家費孝通提出“離土不離鄉”政策，農村通過大力發展鄉鎮企業，探索出一條非農化途徑：“農民充分利用原有的農村生活設施，進鎮從事工商業活動，在當前不失爲最經濟、最有效的辦法。”昔日鐵匠魯冠球，就是那時冒起的千萬個草根精英之一，魯于1985年被美國《商業周刊》以“中國新時代的英雄”贊揚。風頭正盛的還有農民老闆禹作敏。無論成敗，魯與禹都是英雄。 　　“離土不離鄉”避免了農民涌向城市帶來的一系列嚴重的經濟、社會問題。而批評者認爲，該政策以及戶籍管理限制，加劇了經濟結構二元化，嚴重制約了城鎮化水平的提高，相當程度上影響了服務業的發展。 　　正當金融危機之時，有人重提“離土不離鄉”，“回鄉再創業”。如果大城市都沒生意做，農村何來機會？ 　　中國2.26億農民工，鄉鎮企業解决了0.8億。尚有同等規模的農村剩餘勞動人口需要轉移出來。這三四億人如果都去美國、去歐洲，勢必就成了西方人膽寒的“黃禍”。辦法只有一個，自行解决。 　　關鍵是如何解决，和解决的誠意。民工遲早要進城，進城是他們唯一的出路。在東莞這樣的珠三角城市，他們是來了就用、用完走人的“候鳥”。長三角優于珠三角之處就在于農民工培訓。當下經濟蕭條，最應花的錢應該是民工培訓，也算是一種感恩與補償。4萬億之中，沒有民工的培訓費的救市方案，只會是城裏人的分肥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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