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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景遷：中國近代史課本不該從屈辱開始

http://www.CRNTT.com   2011-12-11 10:30:03

一直以來關於史景遷的爭議有二：一是他著史學就像講故事，但是傳統的“故事”與“歷史真實”之間的差異讓執拗的人心生疑竇。例如《王氏之死》來自1673年的《郯城縣志》、官紳黃立鴻於17世紀90年代寫的有關縣府的私人回憶錄和筆記，以及《聊齋志異》的部分，通過一個小縣城裡婦女和情夫出逃最終死去的故事展現17世紀中國郯城的地震、兵災、饑荒、土地的暴力爭奪、鄉權衝突、貞婦烈女的事跡。記錄來自《聊齋志異》似乎已經有“不真實”之嫌，而史景遷行文之間甚至有“她看見冬天的山上布滿了鮮花，房間裡金光耀眼，一條白石路通向門口，紅色的花瓣撒落在白石上，一枝開著花的枝頭從窗外伸進來”這樣夢幻般的描述，和所謂的“歷史嚴謹”似乎並不搭界。第二個爭議就是雖然是“史學大家”，但是從來不見史景遷提到任何學術名詞，只有對歷史細節一再的描述，甚至沒有像黃仁宇一樣在小處著手叙事的時候強調“大處著眼”。在《中國皇帝康熙自畫像》中，全文用第一人稱講述，一段段細節並列鋪陳，甚至相互之間並無邏輯聯系，難免會得到“觀點欠奉”的負面意見。這些爭議倒過來看恰恰就是史氏著書令人耳目一新之處。推崇者謂之曰“人性”、“人文關懷”、“感知歷史細節和圖景”；批評者則冠之以“主觀想象”、“缺乏理論”的評判，甚至有傳言說錢鐘書稱史景遷是“失敗的小說家”。 　　史景遷本人這樣概括自己的工作：“我從來沒有寫過虛構作品（I have never written fictions）。”不管中國人是將偉大的意義賦予他，還是將主觀臆想的評價加給他，他一再強調史料的重要，保護史料和研究史料是第一要義：“中國從17世紀晚期到20世紀初用很少的錢就維持了600萬數量的史料—也許是出於偶然，有些留在北京，有些留在台灣—都是保存得非常完好的。我覺得我是守護這些歷史秘密的衛士，我有很多朋友、學生都會問我，‘這些事情是不是真的發生了’？因為相關的記錄已經找不著了。但這正是我們歷史學家需要去探尋、追問的問題。歷史就在那里，歷史學家，尤其是研究中國的歷史學家需要仔細地研究，所有關於歷史的資料都需要被認真地保存。我在倫敦第一份工作就是公共檔案整理工作，我就發現有些文件是編造出來的，我們必須小心防範出現這樣的情況。” 　　史景遷認為，中國的史料叙述本身就很接近說故事，並用最新發現的中國史料舉例：“我認為中國過去的史料就像故事一樣有意思。就在兩周之前，我們發現在印度也有一些和中國相關的新聞，在印度發現了中國的一些古沉船，時間大約是乾隆時期。一位利物浦學者研究沉船裡的資料發現了這樣一個故事：鄭和下西洋時，有一個船隊成員和一個當地人結婚了，‘二戰’之後他的後裔舉家搬遷到了倫敦。中國古代的史料都非常有意思，像是說故事。”史景遷對於歷史中的“故事”的興趣也許是一種天性，不管談到什麼，他總是用自己研究過的歷史人物經歷來舉例，言談之間充滿同情和代入感—正是他自己首先身陷其中，感同身受，才能寫出更多讓中國人動容的歷史片段。 　　記者轉告他種種中國人給予他的盛贊，他很認真地說：“關於中國的史料太多了，那麼的複雜、廣博，我所做的事情真的只是龐大歷史當中非常少的一部分。”話雖如此，但他的涉獵實在是非常廣泛，他在談話中一直引述各種中國史料，用英倫口音說出那些偏門的中國史料名稱聽起來雖然略顯荒誕，但足見其功底。 　　外界傳說史景遷根本不會中文，他的中國學生鄭培凱也曾經澄清過，史景遷會直接採用真實的中國史料。史景遷本人說，他覺得中文很難，但是閱讀中文也是很有趣的事情：“對於西方人來說閱讀中文是非常難但是非常有趣的事情。我曾經學習基礎的書法課，一，二，三，四……（用手比畫）非常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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