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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功秦:溫和改革與理性保守比什麼都重要 | |
http://www.CRNTT.com 2011-07-27 14:22:49 |
《瞭望東方周刊》:你剛才提到“民粹主義”,關於它有各種不同層面的定義,你曾經說民粹主義是“烏合之眾”。你對“民粹主義”的具體定義是什麼?你覺得民粹主義在政治實踐中會產生什麼問題? 蕭功秦:從政治學的角度而言,通俗地說,民粹主義就是“迎合大眾口胃主義”,就是“廣場公意決定政治主義”,無論是後共產主義國家的“顔色革命”,還是中東威權主義國家中發生的“茉莉花”革命,都具有民粹主義性質。前者通過一人一票的普選,後者通過廣場暴力,來實行所謂“人民意志”,其結果雖然推翻了腐敗的舊體制,但卻難以有效地實現社會整合與經濟發展,往往會不同程度上形成“弱政府加弱社會”的“雙弱”結構。 只要缺乏公民社會的強大中間力量,發展中國家搞民主往往都會陷入這種民粹主義陷阱,其實對現代化轉型十分不利。我決不是反對民主,作為經歷過整個“文革”專制的那一代人,我對真正的民主比青年人更為渴望,但我十分擔心民粹主義會在威權政治失敗後成為大眾的浪漫政治選擇。 唱“紅歌”:從市場回到廣場? 《瞭望東方周刊》:你對唱“紅歌”現象怎麼看? 蕭功秦:改革開放以後,在市場經濟世俗化的過程中,整個民族面臨信仰缺失與精神貧乏的狀態,30多年來,自主的公民文化也沒有得到很充分的發展。同時,當前中國社會存在較嚴重的兩極分化和社會不公,在這種情況下,希望從“紅色文化”中尋求精神文化資源,就成為重建民族精神共識的多種嘗試選擇之一,在這個意義上, 對“唱紅”可以抱一種同情理解的態度。 但這裡要警惕一個問題:長期以來,在中國特定的歷史語境下,“紅”既表征著千百萬革命者的優秀傳統,也與“文革”和毛澤東晚年錯誤的政治實踐緊密關聯,優良的革命傳統與文化大革命中的“極左思潮”共享了“紅”這個概念符號,因此,籠統地提倡“唱紅”可能為反對改革而懷念“文革”的人提供一個合法的舞台資源。一旦發生社會經濟危機,極左的反改革派可能會以“文革”的紅色造反文化來煽動對改革不滿的人們,形成反改革的左的複辟勢力。 《瞭望東方周刊》:那麼是否可能對“極左思潮”和“革命傳統”共享的“紅”予以解析、剝離? 蕭功秦:難點就在這裡,事實上很難對二者清晰剝離。 你可以想象一下“文革”時期,人們唱著“紅歌”,拿著“紅寶書”,喊著“造反有理”,上街打倒“走資派”的歷史情景。事實上,目前中國上確實存在相當一部分民眾,由於在轉型過程中利益受損,對改革開放的消極方面感到失望,面對貧富差距日益拉大的社會現實,往往產生對“文革”的浪漫懷念,這種真實而單純的想法,經過“唱紅”的熏染,極易被反對改革的“極左勢力”利用,形成“極左派”與民粹主義的合流,其後果就更為嚴重。 鄧小平的一個很了不起的地方在於,“文革”結束後把群眾從激情的廣場請到理性的市場,使政治動員和政治參與處在低度狀態,利於社會穩定,一心一意發展經濟,這種政治恬淡主義(political apathy)是有利於現代化的。 我曾經說過,鄧小平把老百姓從廣場請到市場花了30年,“唱紅”一旦成為運動,把老百姓從市場動員到廣場,只須幾天工夫。 還是鄧小平明白,早就預見了中國可能出現的問題,提出“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告誡。 來源:2011年07月26日11:23瞭望東方周刊 牛二波 (本文略有删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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