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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景遷：我始終沉迷於17世紀的中國

http://www.CRNTT.com   2014-04-07 10:21:14

“講故事”的人 　　海登·懷特在談到歷史學家所陳述的“事實”時認為，歷史學家必須認識到所謂“事實”的“虛構性”，“事實”是由論者先驗的文化觀念和意識形態決定的。美國歷史學家伊格爾斯甚至直言：當代史學所關心的并不是“說明”而是“解釋”，即企圖重建作為它的文本的各種社會表現意義。 　　事實上，“歷史真相”和“歷史叙事”之間的關系和矛盾一直是歷史哲學的核心問題之一，這在史景遷身上得到了充分體現。香港城市大學中國研究中心主任、史景遷的博士生鄭培凱在評價自己的導師時說：“史景遷最大的貢獻就是以優美流暢的文筆，把中國近代錯綜複雜的人物與史事，通過嚴謹的歷史考證，參照專家的鑽研成果，以‘說故事’的傳統歷史方法娓娓道來，讓西方讀者‘撥開雲霧見青天’，對中國的歷史經歷有了‘感覺’。” 　　但長久以來，史景遷“說故事”的叙事方式在讓其作品暢銷的同時，也伴隨不少爭議。譬如，在《王氏之死》中，史景遷參考的資料包括1673年的《郯城縣志》、官紳黃立鴻於十七世紀九十年代寫的私人回憶錄和筆記，甚至蒲鬆齡小說《聊齋志異》，他通過一個小縣城里婦女和情夫出逃并死去的故事，試圖呈現出十七世紀中國郯城的全貌。 　　史景遷的行文非常具有代入感，但也令一些歷史讀者對他充滿細節描寫的句子頗為不適。在《王氏之死》中他寫道：“荷花在冬天的綠水里綻放，花香隨風而來，有人想把花摘走，但當船過來時，荷花飄走了。她看見冬天的山上布滿了鮮花，房間里金光耀眼，一條白石路通向門口，紅色的花瓣散落在白石上，一枝開著花的枝頭從窗外伸進來。”在《中國皇帝》一書的開頭，史景遷甚至這樣寫道：“在遙遠的北部荒疆，生活著一群野鵝，這群小有名氣的野鵝，在嚴冬來臨中國之前，飛離北疆而抵達中國。邊境上的衛士常以它們作為嚴寒即將來臨的標志。我也曾抓到一些，把它們蓄養在暢春苑的水邊，它們因之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這或許是最獨特的一本帝王傳記。歷史學家許倬雲曾形容史景遷：給他一本電話簿，他能從第一頁的人名開始編故事，編到最後一個人名。還有傳言說，錢鐘書當年訪問耶魯時，曾在私下戲稱史景遷為“失敗的小說家”。 　　十年前，在與漢學家盧漢超的對談中，史景遷這樣為自己“辯護”：“將歷史和文學合而為一，和將歷史和小說合而為一是大不相同的……我想文學更是一種哲學傳統，如果我把文學和歷史相結合，這只意味著我對史學的寫作風格有著激情。你可以說在歷史學者中我比較注意寫作的效果，我試圖把一本書建立在這樣的架構上，使其既在一個層次上准確，又在另一個層次上表達感情和給所述故事以更豐富的背景。這就像運用藝術一樣，使歷史寫作接近藝術以取得更深層的效果。我想這對我來說是一種自覺，因為我熱愛西方傳統中的文學人物。” 　　在他看來，中國的史料叙述本身就已接近說故事：“我認為中國過去的史料就像故事一樣有意思。”史景遷說：“我的書并不是沒有分析和論證，而是不把觀點強加給讀者。讀者可以通過閱讀故事，更好地進入歷史，探索歷史的本來面目，這是對讀者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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