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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三家村”

http://www.CRNTT.com   2010-12-20 13:44:35

向陽生文章發表後第二天，根據北京市委的基本調子，《北京日報》刊出了我寫的《對待〈海瑞罷官〉能操兩可嗎？》。12月25日，《前線》發表我署名為艾力耘的文章：《以革命的批判精神評價歷史人物》。在“文化大革命”中，此文被說成是“繼向陽生《從‘海瑞罷官’談到道德繼承論》之後，拋出的又一篇為吳晗救命的大毒草”，“一個勁地把吳晗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政治問題往所渭‘純學術’問題上拉”。同一天，《北京日報》還刊登了我署名為“險峰”的文章《百家爭鳴是堅定的無產階級政策》。當時《文匯報》曾就《北京晚報》“稱兄道弟”一組文章，用一個整版的篇幅展開討論，同時發表了署名勁鬆的批判文章。鄧拓看過後對我說：“勁鬆這篇文章有來頭，是張春橋寫的。”“這種情況使北京很被動，我們也要趕快批評一下。”我的文章寫完後，李琪稱讚道：“真是南有勁鬆，北有險峰!” 　　在趕寫向陽生文章的同時，鄧拓還根據彭真的指示，寫信給吳晗，讓他迅速寫一個關於“海瑞罷官”的自我檢查。信中說：“你的思想問題，恐怕主要的還是對於歷史唯物主義的根本問題沒有弄清楚”，“你的文章無論是自我批評或者對姚文元文章的批評意見我們認為都應該充分發表，不要顧慮重重。”於是吳晗寫了《關於〈海瑞罷官〉的自我批評》一文，就有關《海瑞罷官》中的若干學術問題進行說明和解釋，辯解了《海》劇與“單幹風”、“翻案風”無關，在某些問題上違心地承認了錯誤。吳晗的檢查刊發在12月27日的《北京日報》上。與此同時吳晗還寫了關於道德問題的自我批評，鄧拓授意我寫一篇評論文章，署名嚴問，指出吳晗仍在堅持道德、繼承論。這與吳晗關於道德問題的自我批評一同發表在1966年《前線》第一期上。 　　但是這場有關《海瑞罷官》的討論一開始並不是什麼學術討論，而是一場預先策劃好的政治陰謀，搞吳晗只不過是個突破口罷了。 　　姚文元的文章發表後，鄧拓感覺到這場鬥爭的複雜性。1965年12月19日，在《前線》組長會上，鄧拓曾指出，海瑞問題的文章不止是一個人寫過的，早在1959年《解放日報》就發表過蔣星煜的《南包公海瑞》，並且加了編者按說，海瑞的故事流傳很廣，這個人一不為名，二不為利，把海瑞吹捧了一番。姚文元文章發表後，《文匯報》在1965年12月重新登出了蔣文，但沒有同時刊載《解放日報》的編者按。當時鄧拓很不服氣，要批判就都批判，現在發表蔣文，卻又留了一手自己的按語，他懷疑這里可能有名堂。 　　會議之後，鄧拓讓我向吳晗查尋蔣星煜是上海的什麼人，並讓他的秘書寫個讀者來信寄《文匯報》，質問《解放日報》也發表過吹捧海瑞的文章，為什麼不先檢查自己就批評別人。但信最終沒有發出。 　　1965年12月21日，毛澤東在杭州和陳伯達等人談話說：“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點了名，對戲劇界、歷史界、哲學界震動很大，但是沒有打中要害，要害問題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此言一出。《海瑞罷官》的主題從“退田”變為“罷官”，吳晗的問題，具有了反黨的性質，政治批判的分量加重了。 　　1966年1月16日，許立群召集北京6個報刊編輯部會議，仍力圖把學術討論文章的局勢控制一下。許立群說：“按規定有關的批判文章，要送到中宣部辦公室。”這次6報刊編輯部會議我參加了。根據鄧拓的授意，我發言說：我們沒有計劃捲入這個討論，《前線》篇幅有限，當前工作很多要宣傳，要面向工農兵，搞通俗化，我們已刊載了3篇文章，主要是還賬，因為我們過去發表了兩說道德。我們的文章引出了吳晗的自我批評，使大家有了批判的靶子。以後如果有對吳晗問題政治性結論文章，我們轉載。 　　1966年2月3日，彭真主持召開“5人小組”擴大會議，就批判吳晗的情況和繼續開展學術問題進行討論，其目的仍是試圖約束這場運動中的極“左”思潮和做法。會議擬定了《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即《二月提綱》。《二月提綱》把對《海瑞罷官》的批判及由此展開的關於道德繼承、清官、讓步政策、歷史人物評價和歷史研究的觀點方法問題的討論，劃定為“學術批判”的性質；規定採取放的方針，反對自以為是。 　　《二月提綱》發向全國後，學術批判的空氣上升，政治批判有所抑制。1966年2月18日、21日、24日，北京6個報刊編輯部會議傳達貫徹執行。 　　在這一時期，有件事須交代一筆。這就是1966年2月初，關鋒夜訪鄧拓。鄧拓當時感到很奇怪：我和關鋒根本沒有來往，他找我幹什麼呀？第二天，鄧拓告訴我：康生打電話給他，說關鋒對向陽生的文章有意見，你們可以約個時間談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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