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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樓里的豐子愷後代

http://www.CRNTT.com   2011-11-26 10:30:05

我和父親一起翻譯名著 　　記者：到上海您一家人就是住在現在的日月樓嗎？ 　　豐一吟：開始我們到上海住在廣西路福州路口的石庫門里。一家人擠在一間房子里，附近的住房也擠滿了人，空氣很差，家里人幾乎都得了肺病。父親兩次暈倒在地上，吃得不好。父親是一手來一手去，沒有存款。上海的中國畫院請他去當領導，他再三推辭，後來“三顧茅廬”，父親才同意了。再後來父親頂下了長樂邨的房子。我清楚記得搬進去的那天是1954年9月1日。當時哥哥姐姐都成家了，我是因我愛人在廣東湛江，所以還和父母、弟弟一起住。我住在緊挨陽台的小屋，父親住在有陽台的那間大屋。父親說這里看得見月，看得見日，就給它起了名字叫“日月樓”。到過年的時候日月樓就熱鬧得不得了。我們辦自己家庭的除夕晚會，大人和孩子都各自表演節目。直到1975年父親去世，日月樓也是父親一生中住得最久的地方。 　　記者：在所有子女中，您和豐子愷相處最久，也合作翻譯過很多書。 　　豐一吟：在日月樓父親幾乎每天在家，上午翻譯、寫文章，下午畫畫。我和父親在日月樓合作翻譯了俄國作家柯羅連科的長篇小說《我的同時代人的故事》，還有《中小學圖書教學法》《音樂的基本知識》等很多書，父親自己還翻譯了日本作家夏目漱石、石川啄木的作品，還翻譯了日本古典名著《源氏物語》。 　　記者：和那個時代許多作家、藝術家一樣，晚年豐子愷也經受了很多磨難。 　　豐一吟：我家原本住整幢房子，“文革”期間被勒令搬到樓上，樓下住進了好幾戶人家。父親喜歡安靜，陽台的那張小床本來是給他午睡休息一下用的，他腿都伸不直的，後來房子被別人占了，晚上睡覺就只好也睡在那裡。有一段時間，父親被下放到上海的鄉下勞動，我去看過他一次。草棚是露天的，泥地上面鋪一層稻草，晚上就睡在上面，那天正好下雪，枕頭邊都有雪花，很苦。父親最後是死於肺癌，“文革”時他很苦悶，挨打啊什麼都有的。當時我們對健康也沒有什麼知識，他就是每天坐在桌子前發呆。 　　記者：那時候他還畫畫嗎？ 　　豐一吟：父親每天早上4點多就起來，瞞著我們偷偷在那兒畫畫。《護生畫集》第六集一百幅畫就是偷著畫完的。1971年秋天，父親親手糊制了牛皮紙大袋子，袋上寫著“敝帚自珍”四個字，說要“交愛我者藏之”，分別送給了他最喜歡的弟子胡治均、我大哥的女兒、我弟弟、我女兒各一套。 　　記者：據您觀察，豐子愷畫畫時是什麼樣的狀態？ 　　豐一吟：父親畫畫很簡陋的，隨便趴在一張小課桌上就畫起來。墨不講究，硯台也不講究，人家送給他一個端硯，他也隨手送給別人。父親的毛筆，只有狼毫沒有羊毫，好壞也不計較。用完後也不清洗懸掛，而是飽蘸墨汁，再套上銅筆套。我現在發現，如果我學他的畫，我要用一支好一點的毛筆畫人啊，寫字啊，一支差一點的毛筆畫山啊什麼的，但我當時看他都是只用一支筆，用壞了就換一支。他最大的畫就是一整張宣紙的，在重慶的時候我看見他畫過，但最多的都是很小的畫。畫畫之前他會拿個木炭條布局勾一下大致位置。後來有人看見他的畫上有木炭條的痕跡，就說是贋品，哪有這麼有名的大畫家畫畫還用木炭條的。我還專門寫過一篇文章解釋這個事，但後來有人再造假畫的時候，反而會用木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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