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肖永國 北京 研究員
回顧2008年，可歌可泣、可悲可感的事件交替出現，猶如中國一百五十多年來歷史的縮影。中國黨和政府把歷史濃縮的“悲”，進一步總結為“多難興邦”，表達了以中國必須面對的困難、問題和風險為方向全面振興中國的決心。一方面，這是中國人民的幸運，因為中國的領導人始終繼承了中華民族百折不撓的民族特性；另一方面，該總結忽視了歷經30年改革開放後中國取得舉世矚目成績，中國的黨和政府最需要關注的“持勢慎行”。如果歷史是一把尺子的話，一定會會用“災難”測試完中國黨和政府後，必然還會用“成就”來測量中國黨和政府的清醒程度。相對的，在面對中華人民共和國60年累積的歷史成就面前，對歷經磨難的中華民族來說，“持勢慎行”要比“多難興邦”重要的多，也現實的多。
所以，本著“繼往”而“開來”的思路，通過對2008年的認知和分析，我們可以大致判斷出中國2009年會進一步演變的兩件大事：
一、“全球金融危機”的延伸發展；
二、台灣拓展“國際空間”的政治反撲；
這“二件大事”對於中國而言，有著不同的政治價值。
一、“全球金融危機”的延伸發展對中國的影響和作用；
“全球金融危機”似乎是全球絕大多數國家都會遭遇到的經濟困境，其實不然。同樣的經濟危機，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影響和作用顯然是不同。類似的，在同一個經濟危機面前，在不同的發展中國家或者不同的發達國家之間，所產生的影響和作用同樣也是不同的。
既然這是一個“危機”，就猶如是一種病症，不可能僅僅是“頭痛”或“心肌梗塞”那麼簡單的事情。所以，“全球金融危機”必然將以全球化縱深發展而形成的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的聯系，進一步對不同的“國家或地區經濟體”、“實體經濟”和“社會群體”產生影響。如果我們進一步把“全球金融危機”對“國家或地區經濟體”、“實體經濟”和“社會群體”的作用和影響做深入對比的話，就會發現：“全球金融危機”對“社會群體”產生的作用和影響要比對其他方面大得多。這才是“全球金融危機”要抵達的“經濟終端”。
“全球金融危機”對“社會群體”的作用和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 財富的重新分配；
2、 有效需求的降低；
3、 失業問題嚴重；
4、 通貨膨脹；
5、 結構性產品失調；
6、 基本生活問題突出；
7、 其他經濟和社會問題；
在以上七個方面如果要著排序的話，最重要的是不同社會群體“基本生活”的保障問題，其次是“有效需求”的提振及“結構性產品失調”，再其次才是失業問題等。“全球金融危機”一旦影響到普通民衆的“基本生活”，對於中國而言，才是最大的經濟危機、社會危機和政治危機。因為，其他問題都有解決的辦法，以中國民衆現在的生活方式而言，最脆弱的部分就是“基本生活”的保障問題。這是中國最大的基本國情。
中國普通民衆的“基本生活”的保障問題，又可以延伸為以下幾個層次的問題：
1、 衣、食、住、用、行的問題，即日常生活保障問題；
中國的日常生活保障問題中，最重要的就是“食”。中國改革開放30年給民衆帶來的最大變化就是“家無隔夜糧”。這就意味著，中國黨和政府要為13億2300萬民衆至少貯備一年以上的最基本的“糧草”。在這一點上，必須自力更生。這是國家穩定的根本，是中國黨和政府的“日常黃金儲備”。寧肯“多慮”而不能“僥幸”。因為“財散可以再聚”，但是“人死不能複生”。只有建立從中央到地方的糧食、日用品的大規模流動儲備和固定儲備，才能真正做到“防範百年災禍”。換一種角度，這是13億2300萬的“生命儲備”。
2、 生老病死的問題，即基本社會保障問題；
“全球金融危機”本質上的衝擊就是“日常生活保障”和“基本社會保障”。在實現“日常生活保障”的前提和基礎上，實現全民基本社會保障是中國長治久安的“萬裡長城”。中國總理在網絡媒體告知網友他母親幾乎雙目失明的時候，我家裡眼睛剛剛複明的90多歲的老人為此憂心至一夜未眠，全家為此感動。中國政府不能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僅僅做為一個“中華美德”，必須使之成為中國政府的政治責任，才能配得上“人民政府”的稱謂。解決中國基本社會保障問題的根本是：不能把政府應該為民衆提供的基本保障的義務演變為政府與民衆“利益博弈”的權利。可以肯定地說，在基本社會保障問題上還與民爭利的政府是不合格的政府，是“自毀長城”的愚蠢政府行為。
3、 行、動、坐、臥、走的問題，即社會安全保障問題；
在全球金融危機的作用和影響下，必然增加許多的社會不安定、不安全的事件，甚至是局部區域或個別問題的群體事件日益突出。我們姑且不談各種社會問題的解決，但是至少應該讓這些問題的解決提供一個穩定、有序、和諧的社會環境和條件，至少應該讓與該社會問題無關的大多數民衆擁有一個安全、舒適和健康的社會環境。這就是“社會安全保障”的問題。中國的社會安全保障務必要突出“區域間網絡化”和“區域內精准化”，在這方面做出重大的技術、人力、物力的投入都是值得的，也是必須的。
“全球金融危機”的持續延伸化發展，有“玄而又玄”的問題，但是最根本的問題必然是“看得見”、“摸得著”的問題。因為“防微”才能“杜漸”、“知險”才能“行遠”。所以說，任何的危機，一旦解決了最基本的問題，任何的危險也都會化於無形。這才是中國黨和政府應該有的最高政治和治理境界。換一句話說，任何經濟問題、政府問題或政治問題，一旦“玄妙”到老百姓在生活中都搞不懂的地步，僅僅是一種自欺欺人而已。
二、台灣拓展“國際空間”的政治反撲；
在兩岸實現三通的歷史條件下，中國黨和政府必須清晰的認識到台灣執政當局把兩岸定義為在 “不統”的政治前提下“兩岸人民是同一個中華民族”的政治關系的本質含義。台灣執政當局對中國與中國人的政治否定意味著，台灣執政當局的政治目標就是維持兩岸長久政治分裂的狀態。在台灣社會族群對立、政黨政治衝突及執政能力有限的環境下，中國大陸只能在維護“同一個中國主權和領土”的完整、統一的政治前提下，本著“先經濟後政治”的政治原則，充分發揮台灣民間力量強大的特點，從培植兩岸在國際範圍及兩岸之間的共同利益入手，在“扎根台灣”、“全心全意服務台灣民衆”的過程中，進一步掌握“控制和影響台灣發展”的綜合實力，利用發展和壯大起來的維護統一的政治和社會力量實現兩岸的和平統一。這可以成為中國新時期和平統一的基本發展戰略。
在該戰略中，中國的戰略轉機至少有三個。中國大陸如果要加快兩岸和平統一，除了做好發展和落實基本戰略規劃外，最重要的就是把握好中國的戰略轉機，實現兩岸對比及台灣政治生態發生政治統一的根本性轉變。
1、“反獨促統”的統一戰綫的深度發展；
兩岸繼續加強和完善“反獨促統”的統一戰綫，至少要構建三道“反獨促統”的政治防綫，即：國際“反獨促統”的統一戰綫、台灣島內“反獨促統”的統一戰綫及台灣執政當局內部“反獨促統”的統一戰綫。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支持兩岸發展關系和兩岸統一的各種台灣政治力量，立足於台灣實際，服從和服務於台灣人民利益最大化的發展方向，全心全意為台灣民衆服務。
兩岸構建三道“反獨促統”的政治防綫的根本目的并不是針對台灣執政當局，而是針對台獨政治勢力及國際範圍內任何支持或參與分裂中國的政治勢力。進一步地說就是改變台灣執政當局錯誤的政治基礎和政治關系，最大程度的削弱主張“台灣獨立”的政治勢力的發展基礎，全面壓縮主張“台灣獨立”的政治勢力的生存和發展空間，最大限度的彌補台灣執政黨脫離台灣民衆制定和執行的路綫、方針和政策所造成的政治不足。
2、“兩岸周邊”的主權和領土衝突；
兩岸與“兩岸周邊”政治勢力在主權和領土的政治和軍事衝突是不可避免的歷史事件。該事件對兩岸和平統一的重大貢獻就是實現兩岸在維護“同一個中國主權和領土”的完整和統一的過程中，不僅能實現台灣執政當局對中國和中國人的政治認同，同時能有效切斷台獨政治勢力與國際政治勢力的政治勾結，而且還能瓦解台獨政治勢力在台灣發展的政治基礎。所以，中國大陸或兩岸“動用武力”的本身不是問題，問題是“針對誰”、“什麼時候”、“需要多長時間”、“什麼地方”的“動用武力”的問題。在本質上，“兩岸周邊”的主權和領土衝突的本身就不再成為問題。
3、中國大陸的全球戰略布局；
兩岸地理位置和經濟結構的趨同決定了“台灣問題”在兩岸之間是一個“體”，在“兩岸周邊”是一條“綫”，但是在國際範圍僅僅是一個“點”。所以，中國大陸的全球戰略布局，無論台灣執政當局是否願意，都必然成為國際範圍內中國的一個“點”。基於台灣的國際政治現狀，在中國大陸實現全球戰略布局的過程中，台灣執政當局是沒有“阻擋能力”和“還手能力”的。由此，中國大陸就把國際範圍的中國政治和經濟的絕對優勢轉變為實現兩岸不得不統一的政治主導優勢。
所以，中國大陸在沒有完成全球戰略布局之前，拓展台灣國際空間僅僅是在制造毀滅中國和平統一大業的“國際黑洞”。這必須引起中國黨和政府的高度關注。換句話說，在中國大陸沒有完成全球戰略布局及實現兩岸更緊密經貿文化關系之前，中國大陸幫助台灣執政當局拓展國際空間就是在制造毀滅兩岸和平統一的機會、基礎與條件的“國際黑洞”。
以上三點是由淺入深的不同層次的控制兩岸和平統一發展進程的“政治繩索”。制服“國際分裂中國的政治勢力”和“台獨政治勢力”的政治怪獸，放棄“政治繩索”而主張與之“單打獨鬥”或“與之共舞”，不僅是逞“匹夫之勇”，更是政治愚蠢的表現。有這種“政治表現”的人，在中國黨和政府中還有不少。這著實危險，要本著“持勢慎行”的精神狀態，必須高度警惕。解決了這個問題，如何面對台灣執政當局對“拓展國際空間”失敗的政治反撲，就不會是什麼問題了。
當然，2009年的“大事”還有許多。希望中國黨和政府在處理“大事”時，既能客觀、准確地認識自身，也能理智、清晰地認知世界，更能把“發展中國的過程”融入世界發展的洪流中，最終實現中國的發展規劃和目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