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清了“反獨”與“促統”的區別，戰略思路也就明確了：即在當前乃至未來一段時間內，對台工作的當務之急是反對台獨。去年發表的《五一七聲明》 開宗明義即指出“堅決制止旨在分裂中國的‘台灣獨立’活動，維護台海和平穩定，是兩岸同胞當前最緊迫的任務”。 在大陸歷年來發表的重要對台文獻文告中，這是第一次把“反獨” 列為“最緊迫的任務”。 年初，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在紀念“江八點”發表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進一步指出：“在各種不斷升級的台獨分裂活動中，最具危險性和危害的是，台灣當局圖謀通過所謂‘憲政改造’實現‘台灣法理獨立’，也就是妄圖以所謂‘憲法’和‘法律’的形式，改變大陸和台灣同屬於一個中國的現狀，把台灣從中國分割出去。”
最能體現“反獨優先”思路的當然還是剛剛通過的《反分裂國家法》。儘管有很多人呼籲要制訂《統一法》甚至提出各種版本，但中央在一年多前就決定祗搞《反分裂國家法》而不就統一問題專門立法。當然，這部法律也強調國家最終實現統一的方向和目標，但要解決的主要問題是反對和遏制台獨，其目的就是要把矛頭對準最現實、最緊迫、最危險的台獨分裂勢力，力求儘量縮小打擊面，擴大支持面。
至於大家曾熱烈討論過的“統一時間表”，這兩年講得越來越少，取而代之的是“抓住戰略機遇期”的提法。去年１１月１４日，胡錦濤主席在會見巴西華人華僑時表示： “中國要強盛，中華民族要振興，第一要發展，第二要統一。”這同以往大陸對於促統持求急求快的心態已有所不同，說明中央最重視的還是抓住機遇發展自己，台灣問題最終要靠“發展”來解決。在胡主席如此表態後，“時間表”的問題就沒人再講了。在《反分裂國家法》公佈前，很多人猜測將有“時間表”，現在大家知道並沒有這方面的條文； 其實在立法之初，此類問題就未納入考量範圍。
當然，“反獨優先”決不是放棄統一，而是對統一有更長遠、更具包容性的規劃，在當前的對台工作中更強調儘量照顧台灣人民的現實利益，對談判也有更細密的設想。
“反獨”的最後手段——“非和平方式”的選擇
眾所周知，胡錦濤主政後曾面臨兩場危機，一是 SARS ，二是台獨。在 2004 年台灣“總統大選”的競選期間，陳水扁不斷惡意挑釁大陸，極力強化台獨訴求，這種台獨挑戰的 “緊迫性”和“危險性”是胡的前任不曾面臨過的，而應對台獨挑戰的所有“和平方式”幾乎都已經被使用過了。嚴峻的形勢迫使胡必須考慮“最後手段”的問題。
在這一背景下，從 2003 年秋後，大陸媒體越來越頻繁地出現“底線”一詞。到 2003 年底，鑒於陳水扁已經提出“台獨時間表”，而且不顧美國的明確反對，強行“公投綁大選”，北京強烈感受到局勢有失控的危險，從而作出了制訂《反分裂國家法》的決策。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反分裂國家法》是一部被台獨逼出來的法。
到 2005 年 3 月，當這部法通過的時候，台灣海峽的局勢出現了某些緩和跡象，大陸也側重於強調這部法中關於和平統一的內容。但無庸諱言，如果說北京的對台政策一直有軟硬兩手的話， 那麼《反分裂國家法》首要的宗旨是向台獨傳達“硬”的信息， 其實各界最關心的也是這部法中關於“非和平方式”的條文。筆者仔細分析這部分內容，再結合 3 月 4 日 胡錦濤的談話（四個決不)，發現在“非和平方式”的問題上，有這樣幾點值得注意：
(1 )用武不再僅止於威懾 。關於授權國務院和中央軍委“組織實施”的條文和保護台灣平民、外國人權益等條文，這些是以前從未講過的，說明《反分裂國家法》不同於以往的宣傳威懾或軍事演習，它本身就是大陸在台獨可能突破底線的現實威脅下“準備打”的一個環節；如果陳水扁在“法理台獨”的問題上一意孤行，極可能迫使大陸採取“非和平方式”。任何人也不要低估中國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決心──如果為此必須付出代價，中國準備付出這個代價！
(2 )不到萬不得已決不用武 。《反分裂國家法》中關於“底線”的三種情況，都是大陸方面不可能主動去做的。換言之， 必須有台獨的“分裂事實”或“重大事件”在先，才有“非和平方式”的問題。 這部法祗是對“被動用武”授權，但並沒有對“主動用武”授權。有人批評這部法中關於何謂“造成事實”、何謂“重大事變”、何謂“和平統一的可能性完全喪失”都有很大的彈性解釋的空間，是“為解放軍發了一張隨時可以用武的空白支票”。然而，換個角度看， 多保持一點彈性，其實正是為了儘量留出爭取和平的空間、儘量留出談判妥協的空間、儘量留出包容對方的空間 。胡錦濤在 3 月 4 日 的“胡四點”中指出“和平解決台灣問題、實現祖國和平統一，符合兩岸同胞的根本利益，符合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也符合當今世界和平與發展的潮流。這是我們始終堅持為實現和平統一而不懈努力的根本原因”。“ 祗要和平統一還有一線希望，我們就會進行百倍努力 ” ，這番話的確反映出北京希望盡最大可能避免使用武力的誠意和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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