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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偉峰:如果把“習馬會”理解為兩岸最高領導人的禮節性會見,那麼一定是嚴重低估了“習馬會”在兩岸關係歷史上的重大作用與意義。(中評社圖片) |
中評社香港11月9日電/香港明報9日發表中評智庫基金會董事長郭偉峰文章,談“習馬會”,全文如下:
兩岸領導人會面是兩岸關係66年歷史中最為震撼的一個節點,當屬里程碑的歷史意義。在落下帷幕之後,需要對“習馬會”的歷史意義與作用進行反思,也需要把“習馬會”之後依然存留的一些疑問加以研判解讀。因為長期與兩岸官方及智庫打交道,我個人對其中的一些疑問有比較貼近事實的理解,就教於大家。
新加坡會面 完全排除國際因素
一、為什麼在北京不能見,在新加坡反而能見?
“習馬會”的舉辦看來非常突兀,因為事先一點點風聲都沒有漏出去,高度的保密,高度的心照不宣,在如此的複雜的兩岸關係中,還能夠做得到,實是不易。但是必須知道,兩岸高層為“習馬會”運作已經很長一段時間了,至少有兩年多,最開始是馬英九方面堅持要在國際場合與習近平見面,最迫切的一次是在2014年的北京APEC(亞太經濟合作組織)會議前夕,只要習近平點頭,馬英九就會到達北京。但是北京方面拒絕了,原因非常簡單,就是不願意在國際場合討論兩岸關係,造成“一中一台”的尷尬局面。APEC雖然在北京舉行,但卻屬於重大的國際會議,主辦方不是中國,是亞太經合組織,所以習近平和馬英九不能在這個場合會面。
習馬得以會面的基本要素在於:“九二共識”是雙方的共同政治基礎,沒有“九二共識”,習馬不可能見面。但即使雙方都堅持“九二共識”,沒有合適的場所也無法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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