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10月12日電／中日關係“四十不惑”成為“四十而惑”，令世人不解。近來的風波並非偶發事件，而是中日關係恰好迎來百多年的歷史逆轉，這是中日同時致力於“大國化”進程中,中國全面掌控中日關係主導權的重大轉折，也是東亞戰後60年來面對的新變局。中日之間的矛盾實際上都是這個大轉折中的相互碰撞，可以視為一個新的中日關係、新的東亞秩序逐漸形成中出現的“陣痛”。
環球時報文章稱，回顧歷史，從甲午海戰至二戰結束，日本主導中日關係。戰後60多年來，這種關係在發生逆轉。從新中國建立到1972年中日恢復邦交，中國取得政治上的主導權。當時中國抗衡美蘇兩霸，並對日施以和平主義的寬恕與改造使之備受感動。同時，中國特立獨行的政治發展道路及業績，也讓日本深感震撼。這些奠定了中國對中日關係的政治主導地位。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在經濟總量上超過日本，在相互依存中居於主導地位，綜合國力與國際地位占據上風，正在實現全面掌控中日關係主導權的重大轉折。
近20年來，特別是近期中日關係發展不順暢，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中日兩國都在致力於“大國轉型”，但雙方的訴求與路徑發生碰撞，由此引發一系列的矛盾與衝突。首先是經濟上的“中進日退”。日本因經濟走低而刺激政治心態失衡，加上“國強必霸”等固有思維作怪，不僅沒有強化中日合作發展的積極意願，反而對中國產生猜疑、防範等消極心態。
其次是政治上的“中上日下”。中國隨發展政治開放度與民眾參與度提高，涉及外交、中日關係等政策越來越受到民意強力制約。同時日本社會的消極保守化傾向滋長。這種保守化傾向在日本，雖然表現偏激的只有少數人，但其代表的社會思潮卻越來越在日本各界得到認同或默許，日本媒體全面右轉。這種深植根於日本社會土壤中的“消極保守型大國化”要求，與中國的“積極開放型大國化”實踐發生衝突，不僅限於官方政治外交層面，對民間也有越來越多的侵蝕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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