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高宗強調，“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宜，所得動以百萬計，豈不取勝之於民？”政府承襲唐朝設立市舶司，出台獎勵政策招徠外商。一個叫蔡景芳的官員，因“招誘販到物貨……收淨利錢九十八萬餘貫”，被補官為“承信郎”。
宋元時期，雖然官府設置市舶司管理，但主要目的卻是“籠賈人專利之權以歸公上”，追求的是“動以百萬計”的經濟利益。從本質上說，宋元時期的市舶貿易實際上是私人經營、官府管理的海外貿易。
而在明初“海禁”政策的左右下，由官府控制和壟斷的朝貢貿易幾乎成為當時唯一的海外貿易形式，嚴厲阻絕瀕海居民出海，而且除貢使之外，不許外國私人來華貿易。
如果說，對於宋元而言，南海是商貿之海、利益之海的話；那麼，對於明初而言，南海則是禮儀之海、朝貢之海。為維護一時的統治安穩而苟且海禁；為圖慕政治虛榮、滿足權貴集團的利益，而用官營的船隊壟斷海洋貿易與民爭利，使得宋元以來日趨發達的民間海外貿易受到壓抑，造成“連年四方蠻夷朝貢之使相望於道，實罷中國”的尷尬。
到了洪武末年，來朝貢的海外國家大量減少。常貢國也不來貢。朱棣的如意算盤是，遣使下西洋，“耀兵異域，以示中國富強”，接其貢使到中國覲見，並以官營船隊來壟斷海外貿易。
船隊每到一國，首先向當地國王或酋長宣讀詔書，舉行隆重的册封典禮，賞賜寶物。除了建立藩屬關係之外，鄭和還奉命調解海外各國之間的紛爭。每次下西洋，隨船隊來中國的各國貢使、國王等都大量增加。1423 年鄭和第六次下西洋回航的時候，船上載有 16 國 1200 多名使臣及其家屬。到永樂晚期，來朝貢的國家超過60多個。
這麼多國家樂於朝貢是有原因的。朝廷在接受香料、珍奇等貢物後，按“賞賜厚宜”的原則予以賞賜。而且，這些貢物，與貢使隨帶的“附進物”比較，實在是少而又少。一般來說，“附進物”往往超過進貢物品數十倍。日本有一次朝貢 3610 把日本刀，“附進”的刀卻多達35000 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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