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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登輝應演講神情。(照片:李登輝辦公室提供) |
他強調,“台灣人”再度建立“身分認同”,是外來政權統治下的結果,也就是外來政權刺激台灣人,給台灣人有機會確立自己是“一個獨立的〈台灣人〉”的意識。換話說,就是己了解處在日本人與中國人的兩種不同款生活形式、兩種文化世界的邊緣人意識。這種意識,產生將過去的自我拯救出來,用新的新思維,否認過去,建立新的未來。這種新思維,就是“一個獨立的〈台灣人〉”的思維,也就是自家己內部產生追求自主的動力。也就是以台灣人為中心的主義,首先必須確立台灣的存在,才能進一步救台灣。這種“新時代台灣人”所特有的力量,就是台灣人要求當家作主,要求民主改革的集體民意。
談到中國,他說,中國人的特色,就是“一個中國”的概念,五千年歷史的中國,就是“一個中國”的歷史。現代的“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攏是中國五千年歷史的延伸,中國只是進步與退步的不斷重複的政體。歐洲人以中國為例,所提出“亞洲式的發展停頓”的講法,並不是無道理的。
他說,中國的五千年歷史,都是封鎖在一定空間和時間當中,是一個朝代與一個朝代的連結體,只不過是上一代歷史的延長而已。歷代皇帝大部份攏注重皇位的鞏固、國土的擴大,以及財富的剝削,甚少為政治的改革而努力,這攏是所謂的“亞洲的價值”。歷史上講得出來的政治改革,只有戰國時期的商鞅變法、宋朝的王安石變法、清朝末期的戊戌變法和立憲運動,可惜都是失敗。就整個帝王統治過程來看,毫無疑問的,每個朝代攏在玩“託古改制”的把戲。這款的“託古改制”,實在講就是“託古‘不’改制”。
他認為,台灣要“脫古改新”,必須要分別處理台灣本身的問題,以及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問題。他在1988年接任“總統”時,當時國家的背景是,台灣是“中國法統”的根據地,國民黨政權是以威權方式進行統治。這種背景,包含了繼承與創新的混亂、保守與開放的對立、台灣與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實體的矛盾,民主體制與威權體制的選擇等嚴重的問題。主要問題在於使用一部不適合台灣現狀的“中華民國憲法”。要解決這些問題,只有由“修憲”做起。
他指出,六次“修憲”、完成不流血的“寧靜革命”,“修憲”目標包括,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廢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中央民意代表全部由台灣人民選舉、台灣人民直接選舉“總統”等;不但打開民主大門並將“中華民國”推向“中華民國”在台灣”,再推進到“台灣“中華民國”新的地位。此時,長期追求具有台灣主體性的政權也已經成型,台灣已朝向擺脫“一個中國”,終止“中國法統”的道路向前邁進,打破“亞洲價值”的神話。
李登輝說,1991年宣布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停止國共內戰,互相承認對方為政治實體,台灣有效統治台、彭、金、馬地區,中國有效統治大陸地區。到了1999年,進一步明確宣示台灣與中國是“特殊的國與國關係”,將台灣與中國的關係,明確劃出界線。可以這樣說,超過半個世紀以來,台灣的麻煩都來自中國,台灣與中國關係如果能講清楚,台灣就可以長治久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