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判自由貿易協議的最後阻力，可能來自不穩定的兩岸關係。
如果中國大陸不同意，台灣不可能完成簽署任何有意義的自由貿易協議。但是，由於簽署自由貿易協議的身分，不涉及中國大陸忌諱的國家定位，而且，中國大陸本身也積極對外建立自由貿易區關係，中國大陸沒有正當理由公開不同意台灣對外簽署自由貿易協議。
即使如此，所有可能與台灣簽署自由貿易協議的對象，都不可能完全不在意中國大陸的態度。所以，不穩定的兩岸關係，還是可能成為台灣對外簽署自由貿易協議的阻力。
在第一個任期，馬英九唯一可被稱道的政績，就是改善兩岸關係。但是，在剛開始不久的第二個任期，由於莫名其妙地一再公開宣示不作政治接觸、不進行政治對話、不會簽署和平協議，而且，莫名其妙地任用極不適當的處理兩岸關係的新人，未來的兩岸關係仍然存在極大變數。
預定在今年完成簽署的“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和“兩岸貨品貿易協議”，是觀察兩岸關係是否真正穩定的重要指標。
馬政府最近大力推銷五海一空“經濟自由示範區”的提議，不禁讓人懷疑兩岸貨品貿易協議是否出了問題。
經濟自由示範區愚不可及
如果兩岸在不久的將來可以全面實現貨品自由貿易，經濟自由示範區豈不是多此一舉？
經濟自由示範區是愚不可及的政策設計，是馬政府執政團隊思想落伍的最好證明。台灣內部需要一國兩制嗎？台灣內部需要國中之國嗎？在經濟全球化也經成為全球穩固機制的21世紀10年代，居然還有人想在台灣推動30年前改革開放初期在中國大陸實施的“經濟特區”，真是匪夷所思！
再者，自由貿易協議談判的意義，是要用本身的開放，換取別人的開放。經濟自由示範區的設置，是不與人談判，單方面對別人讓利，單方面對別人開放，單方面放棄要求別人開放的籌碼。很難想像會有這樣的執政團隊！
台灣朝野都必須清醒地理解：無論基於經濟利益，無論基於安全戰略，兩岸關係對台灣的重要都遠遠超過其他任何對外關係。
台灣對包括香港在內的中國大陸市場的出口，占台灣出口比重超過40%。這個比重超過對美國、東盟、和歐盟出口的總和。
中國大陸已經開始和韓國、日本認真談判自由貿易協議。如果兩岸建立自由貿易區的進程落後於大陸和韓日，對未來台灣經濟的打擊不堪設想。
台灣有機會和港澳以及中國大陸建立像歐盟一樣的“經濟共同體”。在過去20年，中國大陸每年經濟成長接近10%；未來10年，也可望繼續維持這樣的高度成長。如果在未來10年台灣也可以有這樣的高度成長，台灣的一切財經難題自可迎刃而解。
當然，要實現這樣的經濟利益，台灣不可能不和對岸作政治接觸、進行政治對話、甚至達成某種雙方都可接受的政治諒解。
馬英九對兩岸關係發展進程突然出現的迷惑，或許源於錯誤解讀美國的“亞洲再平衡戰略”。
不要錯誤解讀
美國的亞洲再平衡戰略，絕不是冷戰時代的復活，更不是對中國大陸的圍堵。在全球體制之下，美國和中國大陸的共同利益，遠遠大過衝突的利益。亞洲再平衡戰略的最終目的，不但不是要孤立中國大陸，反而是要把中國大陸更緊密地鑲嵌在全球體制之中，盡更大的大國責任。
如果台灣主觀地、自以為是地選邊站，那是大錯特錯。因為事實上無邊可選，無邊可站。
更緊密的兩岸關係，可以強化全球體制，只會贏得更多祝福，不會帶來任何敵視。而更強固的全球體制，則更能保障台灣基本政治現狀的維持。
在日韓貨幣競相貶值的當下，太穩定的台幣匯率當然不利於擴張外銷。台灣的外銷產業也一直希望能有更具彈性的台幣匯率政策。
但是，這不能責怪“中央銀行”彭淮南總裁。
台灣有超過4000億美元的外匯準備。
台灣有超過10兆台幣的閒置資金。
在這樣強勢的金融條件之下，誰能讓台幣貶值？！
事實上，彭淮南在“中央銀行”所做的努力，絕大部分是阻止台幣升值，而不是阻止台幣貶值。
除非政府大量舉債花錢，像現在日本的安倍政府，否則，要讓台幣貶值是很難的。
台灣現在怎麼辦？
台灣需要更多彭淮南
台灣現在需要更多像彭淮南那樣的好官！
像“中央銀行”那樣管理那麼大的財富，有那麼大的決策權力，它的決策又影響那麼深廣的獨立機構，有像彭淮南那樣能力和人格都可以完全被信賴的領導人，真是台灣的大幸。
所以說是大幸，因為並不存在任何機制，可以確保這樣的機構找到這樣的人。
台電需要彭淮南。中油需要彭淮南。所有政府可以派任董事長的事業機構都需要彭淮南。所以，建立可以找到彭淮南的機制，就是台灣現在必須立即辦的大事。
這樣的大事，其實也不難辦。
“世有伯樂，而後有千里馬。”
如果由像張忠謀、施振榮這一層級的元老企業家組成遴選委員會，會找不到經營管理的千里馬嗎？
從長遠看，尋找和培養行政體系的千里馬，更是台灣長治久安的根本。
二十年前，李光耀先生就好心地指出，台灣的文官水準落後新加坡二十年。
又蹉跎了二十年，現在是急起直追的時候了！
文官體制要改革
可以效法英國的制度，單獨辦理高級文官的考試。只讓大學應屆畢業生報考，只錄取極少數最優秀的考生。錄取者經過嚴格的訓練和嚴密的考察，只分發到中央部會，保證快速升遷，保證高薪待遇，最後成為政府的高級文官，成為國家政策的重要制定者和執行者。
從這種體系出身的高級文官，有獨立的任用、考核、和升遷體系，不受民選政治首長的絲毫干預。他們的最高首長兼任“內閣”秘書長，薪資高過首相，全權指揮整個文官體系。
為了確保行政中立，高級文官不得參加政治黨派，不得參與政治活動，不得發表政治意見，不得轉任政務官或參與任何競選。
有了這樣一個由一流人才作為中流砥柱組成的中央行政團隊，就不必太在意政治的紛紛擾擾。
台灣現在怎麼辦？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是台灣現在需要新的政治動能。
身陷重重危機的馬英九，如果現在不能創造新的政治動能，未來三年註定一事無成。
大聯合政府提供政治動能
唯一的機會，是仿效1966年的西德榜樣，組織藍綠共治的大聯合政府。
台灣現在的政治處境，和1966年的西德，頗多類似。當時的西德也有國家定位的煩惱，也有對外政策的困惱，也有社會分裂的煎熬。
西德是由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美英法在德國的佔領區所組成，並不是完整的主權國家。西德人也並不心甘情願接受當時被分裂的德國現狀。
1960年代，正是東西冷戰的高峰年代。西德應該堅決站在美國一邊，對抗包括東德在內的共產集團，還是應該對自己的同胞以及近鄰伸出友誼之手，在西德的政黨之間激烈爭辯。
1960年代也是西方反越戰的學生運動進入高潮的年代。這個運動帶動西德的年輕學生激烈對抗親美的西德政府。
1966年的西德，也遭受經濟衰退的痛苦。
這樣的情境讓當時西德的執政黨，基督教民主黨和基督教社會黨，決定和最大的反對黨社會民主黨，建立在“國會”擁有超過90%席次的大聯合政府。
這個大聯合政府逐漸復甦了西德的經濟，也逐漸恢復了西德的秩序。
擔任大聯合政府副總理並兼任“外交部長”的社會民主黨黨魁布蘭德，開始推動他的東進政策。1969年，他成為西德總理。1970年12月，他到波蘭首都華沙，向被納粹殘害的波蘭人紀念碑下跪致歉。“布蘭德跪下了，但是，德國站起來了。”成為傳誦至今的佳話。
站起來的，豈只德國？下跪的布蘭德也因此上昇成為世界歷史的巨人！
現在，對抗和否定的歷史遺緒還頑強地主宰台灣的政黨關係，只有共同承擔和共享利害，台灣的政黨才有可能推動台灣急需的重大改革。大聯合政府是台灣必須走過的歷史階段，不管這個階段是長是短。
如果“總統”、“國會”、政黨都不能回應這個階段的台灣歷史要求，都不願動或者不能動，那又怎麼辦？
那就只能寄希望於台灣人民！
台灣人民能容許自己一年又一年地活在不安之中嗎？
台灣人民能容許自己一年又一年地活在無助之中嗎？
台灣人民能容許自己一年又一年地陷入更深的苦難之中嗎？
當面臨真正絕望的時候，人民會知道怎麼辦！
畢竟人民才是歷史發展最後最大的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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