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12月16日電／近日，哥本哈根氣候大會進入第二階段核心草案談判期，由於分歧依舊巨大，一些發展中國家揚言要“罷會”，談判一度陷入停滯狀態。
21世紀經濟報道報道，“罷會”起因於氣候變化大會主席、丹麥前氣候與能源部長Connie Hedegaard提議先討論《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特設工作組的提案，暫緩討論《京都議定書》特設工作組的提案。這兩份提案代表著兩種不同路線，美國沒有加入的《京都議定書》只規定了發達國家的減排義務，但發展中國家的減排要求非常寬鬆，只允許其有國內減排承諾即可，也沒有“可測量、可報告、可核查”要求，而《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則強調包括美國在內的所有國家的減排義務。《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強調的是共同責任，而《京都議定書》強調的是有區別的責任。
將《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討論優先於《京都議定書》，其實就是強化共同責任、弱化有區別的責任。一些非洲國家代表77國集團表示了強烈不滿，迫使會議一度中斷。
哥本哈根大會以來一系列突發事件顯示了這場二戰以後最重要國際會議的複雜性和對抗性，結局如何，是否談崩，一切都是懸疑。但哥本哈根如果能夠成功避免澳大利亞總理陸克文“有失敗的危險”，肯定不會是在單一框架下獲得的，雙方都要讓步，不可能出現“2050年總排放量較1990年減半的目標不變，溫度上升控制在2度之內，發達國家嚴格限制排放，發展中國家承諾國內減排目標”，而是有多種結果組合變化:
一、全世界總量排放的標準放鬆，放鬆對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的減排要求，但要求他們用增加的援助基金來補償，中印等“基礎四國”依然享受《京都議定書》裡面的優惠，這個結果的特征是“犧牲總量”。
二、總量排放目標放寬，發達國家要提高其減排額度，同時發展中國家尤其是碳排放量增長很快的“基礎四國”也要提高減排目標，此時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資金轉移將比第一種情況少。
三、總量標準不放寬，發達國家（美國）陣營減排要求放寬，但通過高額的援助來幫助發展中國家，同時增加發展中國家的減排硬性義務。
在上述幾種組合中，第二種結果也許是最有可能的，因為無論是大會的調整者歐盟，還是頑固賴帳者美國，以及一些發展中國家（島國）都認為“中美”是關鍵，這兩者需要繼續增加責任，美國也不斷強調中國必須要增加排放義務，那麼美國才願意增加自身的減排目標，同時會擴大對發展中國家的援助，中國則表示“中國減排不會獲取發達國家援助”來反擊美國要求中國擴大責任的提法。但如果美國堅持“中美減排義務捆綁”的提議，勢必將中國引入哥本哈根大會爭議的漩渦中心，而這種事實上的“中美共治”正是中方最不願看到和極力避免的。中國應對策略的底線是不過度增加責任，同時不會讓減排責任變成“三可”要求，造成未來的被動，同時應當積極支持那些對發達國家提出較高減排責任要求的發展中國家提案，“以子之矛攻彼之盾”，創造主動機會，避免進入漩渦中心。
哥本哈根會議的利益高度複雜，任何退出威脅、僵局、抗議和文件洩密都可能是談判的政治手段，高度複雜決定了各國博弈的複雜，不到最後一刻不容易產生最終的結果，在目前階段對哥本哈根會議的前景評估是困難的，12月17日和18日將是各國元首最終決定哥本哈根會議是否達成最終的、有約束的協議的關鍵時刻，“最後的神奇日”法則對大型國際會談一直是有效的，人們應當耐性等待，不要過度悲觀，等待最終的、值得等待的結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