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構建兩岸中國人認同共同體。在社會分層日益複雜和多元化的背景下，集體身份認同尤其是集體政治身份認同對國家的統一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因此，如何化解台灣同胞“國家認同”危機，強化和鞏固其對統一國家的政治認同，是兩岸關係研究面臨的重大課題。
文化認同是政治認同的前提和基礎，文化歷史背景與記憶關係的重構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可以直接影響政治的發展脈絡。就兩岸關係而言，當前兩岸之間的政治認同存在明顯的分歧，因此應當從文化認同入手，增進中華文化認同才是構建兩岸“國家認同”的重要途徑。要以中華傳統文化重塑兩岸民族認同，由文化認同召喚或者說過渡到民族認同和“國家認同”。在這一過程中，儒道釋思想是中華傳統文化的主脈，可以考慮以這三者來推進民族認同和“國家認同”。同時也要注重採取族譜文化、宗教文化、飲食文化等多種文化形式如舉辦黃帝祭祀、媽祖禮儀等傳統文化活動來發揮傳統文化的精神紐帶作用。
但與此同時，也要清醒地看到，政治認同並不是只靠傳統文化認同就可以達成的。文化認同有助於形成政治認同，但並不必然導致政治認同，是充分條件而非必要條件。對此，有台灣學者曾指出，“海峽雙方在溝通上是否要完全依賴於文化認同的共識，也是大有反省餘地。訴諸中華民族主義以解決兩岸分裂問題並不能贏得台灣社會各族群之一致認可”。“如果我們僅僅以傳統文化作為武器忽略了兩岸在近代過程中的文化差異簡單地從民族大義的高度出發來批判‘台灣意識’，想借此消彌台灣社會在文化方面的對抗，非但是緣木求魚往往還帶來相反的結果”。“台灣在去中國化之後年輕的一代根本不再談論中國傳統價值這是新世代年輕人很大的危機。”由此可見，傳統文化對政治認同有一定支撐作用但絕非決定性作用，若要以文化認同促進政治認同，還需要在生活方式、社會制度等方面開掘新的空間，塑造新的範式。
（三）推動兩岸交流由“中國化”邁向“中國夢”。從體系建構主義角度來看，國家作為一個理性行為體和施動者，具有對自己的身份和利益進行反思並塑造自身的行為的能力。對於兩岸關係而言，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構建並非合目的性的自發憧憬，它首先要推進兩岸關係的中國化進程，需要公權力的適度介入，為此“中央政府”應該努力創建一套有利於該認同的政治文化，強化“國族符號”的教育和代際傳播，即“以政治方式形成的文化”努力消除兩岸隔閡，淡化邊界意識，弱化區域本位認同，強化“國家認同”，讓兩岸之間的界限逐漸模糊化而非清晰化，讓“中國公民”成為最具代表性和最具權威的國民身份認同。
美國政治學家阿爾蒙德認為“民族是具有同一歷史本源和同一歷史命運感的人民組成的政治體系。”但兩岸之間一直缺乏同一歷史使命感，未來在中國化的基礎上，也要更進一步，推進兩岸同胞的歷史責任感和擔當意識，號召兩岸同胞共同推動中國夢的進程。認同源於認知，身份認同其實也是一種自我規範與權益獲取的認知過程，它必然會與權益相關聯。對於身份認同，首先要強調的是自我價值實現，包括能否更好的實現個人價值觀、理想、目標、情感等。未來在構建兩岸中華民族身份時，應該優先回歸個體身份認同，讓台灣同胞在中華民族復興進程中實現人生價值理想，從而產生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程的參與感、獲得感、成就感和榮耀感，這也有助於推動極具政治意涵的“台灣主體意識”身份逐步淡化、退化與消解。
建構主義理論旗手蓋爾納稱，“是民族主義造就了民族，而不是民族早就了民族主義。”哈貝馬斯也說，“集體認同與其說是先天就有的，不如說是後天人為造就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儘管目前島內有部分民眾對中華民族身份認同度不高，但不必過於悲觀，對於所謂“台灣主體意識”也是完全可逆的，只要兩岸關係在融合發展的正確軌道上前進，台灣民眾對於中華民族的認同感就是可以預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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