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以“大一統”為旨歸破解台灣“領土化想象”。從歷史傳統來看，“大一統”始終是中華文化的核心要義，歷朝歷代都以實現統一為己任。湯因比研究世界文明非常看重“大一統”，包括國家大一統和宗教大一統。他認為中國的特點是國家大一統而非宗教大一統。[ ]在兩岸“大一統”理念的構建過程中，中國大陸自不待言，始終堅持兩岸一國。台灣當局的政策和民眾的心態卻發生了一定的變化，起初國民黨把台灣“處處抹上大中國的色彩”。20世紀70年代起，在台灣宣傳話語體系中“大中國”色彩逐漸褪去，“中華民國”轉化為“中華民國在台灣”，在民進黨的表述則是“中華民國是台灣”。從此，台灣人的心態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只要“小台灣”放棄“大中國”，認為中國是一個他者，與台灣無關。
近年來隨著大陸綜合實力的穩步提升，台灣在面對大陸時的信心有所萎縮，對大陸呈現出一定的排斥性和防範性，擔心因為兩岸實力對比越來越大會導致大陸對台灣的磁吸效應越來越強。台灣對大陸的敵意和自私性不斷上升，友善度和無私性則在不斷減弱。當台灣對大陸的抵觸情緒上升時，作為想象共同體的“台灣主體意識”也開始同步上漲。中華民族具有強大的動員能力，未來在兩岸語言文化交流過程中，應該以“大一統”意識進行集體動員，推動兩岸同胞共同擔負起實現中華民族復興的歷史使命和責任感。
在這一過程中尤其要注重以史為鑒，消解台灣同胞的“領土化想象”。20世紀60年代以後，美國政府制定了打破族群居住格局隔離的相關法律，鼓勵不同膚色人種混居，研究表明，這些措施有力地促進了美國各種族之間的交流和融合，種族之間的“分離指數”明顯下降。與之相反，蘇聯則發起了民族“領土化”的先河，“中央政府”為每個族群劃定了以該族命名的加盟共和國、自治共和國等明確的自治地域，這也進一步強化了這些族群的“准領土意識”，後來也成為蘇聯解體的重要催化劑。從這種歷史經驗對比中，可以看到，未來無論是兩岸統一之前還是兩岸統一之後，都應該持續擴大兩岸交流，以“大一統”為旨歸，避免台灣民眾產生區域本位主義甚至“准領土意識”。
由於兩岸空間上的距離特別是心理上的隔膜，兩岸文化衝突在所難免。面對這種差異，兩岸應當擺脫“以我為主”的思維，要換位思考，避免本位主義掛帥。“所謂文化整合，就是指人類文化在相互衝突中實現相互融合的矛盾運動過程”。但兩岸文化融合不僅僅是交流與互補的過程，也是重新“一體化”和新文化體系的建構過程，所以文化融合是“指兩個比較接近的文化體系接觸後，原來的文化體系隨之消失或改變其形貌，從而產生出一種新的文化體系的過程”，或說“指不同的文化相互吸收、融化、調和而趨於一體化的過程。文化不僅有排他性，也有融合性。特別是當有不同文化的族群雜居在一起時，他們的文化必然相互吸收、融合、涵化，發生內容和形式上的變化，逐漸整合為一種新的文化體系”。《易·系辭》雲“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途。”未來兩岸語言文化交流中，大陸固然要對台灣特殊的歷史境遇，應以同理心給予充分理解，但更要加速兩岸同質化和一體化進程，強化台灣同胞的家國認同而弱化地方本位認同。
（三）以他者為參照系凸顯中華民族認同自豪感。薩義德曾說，“每一種文化的發展和維護都需要與其相異質並且與其相競爭的另一個自我（alter ego）的存在”。對於兩岸命運共同體意識的建構，也要打破烏托邦主義（utopianism）的幻想，跳出兩岸關係的框架，不應為建構而建構，而應該尋找到一個“他者”，將兩岸命運共同體的建構放置到更為寬廣的全球視野和坐標體系中來，在處理中華文化與其他文化對撞、衝突與融合的過程中，不斷積聚起兩岸文化交流合作內生動力，來塑造兩岸同胞也包括台灣同胞的兩岸命運共同體意識。即如費孝通所說，“民族是一個具有共同生活方式的人們共同體，必須和‘非我族類’的外人接觸才發生民族的認同，也就是所謂民族意識，所以有一個從自在到自覺的過程。”在建設‘一帶一路’的背景下，兩岸既要在內部鼓勵兩岸民眾跨地域流動和群際交往，進一步凝聚共識，同時也要合作推進對外文化交流，共同承擔起對中國文化進行國際化傳播的歷史使命。可從兩岸抗拒性最小的經濟領域整合起步，構建台灣對大陸的不對稱依賴，並以中華民族經濟體的身份共同進行對外經濟競爭與合作，並向文化等領域外拓。在與其他文化接觸和碰撞中，兩岸要強化文化合力，在與其他文化的積極區分（positive distinctiveness）也即與其他文化比較的基礎上找到自己群體的優勢、進而提升自尊水平，形成新的集體記憶和新的集體身份即“我們感”（we-ness），形成新的精神文化和核心價值觀，共同以作為中華民族一份子而感到自豪，並藉此作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系統性動力。祗有在分享中華民族的榮耀感中，台灣民眾“悲情意識”才會逐步改變，兩岸同胞的心理隔閡才會從根本上得以逐漸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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