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樣地，社交距離措施是一樣。這兩年來，其實我作為行政長官最困難的就是要作決定──究竟在今日這樣的疫情，基於這樣的考慮，又明知這些措施有這樣的“後遺症”，對於業界、商界、日常市民生活的影響，如何去找到這個平衡，事實上是非常困難。今日我覺得我們未到這個位置要收緊社交距離措施。正如剛才跟大家分析，現時每個所謂在社區的個案，我們都可以追溯是和輸入個案相關而有病理學關連，而事實上，望月樓之後的幾個個案，都是在檢測的時候，即是在他們接受強制檢疫的時候檢測找到，而不是他們已經到處走、回家途中或工作間找到。這能給我們一定的安心或信心，現時我們的措施仍然能發揮效能。目前來說，即今日，我不會吿訴大家我們正在考慮很快會收緊社交距離措施，更加不會停課，因為現在陸續看到停課對於學生的影響很大，已有很多教育心理學家進行很多研究，沒有了面授課堂對於學生影響非常大，尤其是比較基層的學生。這個決定我不會輕易做，即相對於兩年前，可能即時要求不要上學，但現時要再停止面授課堂真是要非常謹慎，因它對小朋友帶來的影響太大。
第三，對於國泰今次有些機組人員的違規行為，我是非常不滿，所以在十二月三十一日我召見了國泰的主席和行政總裁，嚴厲地訓斥他們。當然他們作為高層未必知道每一個員工的行為，但這並不可成為免責的理由，作為機構的主管，等如我是特區之首，我也要為所有事情負責，所以我已責成了他們必須全面調查和採取適當行動，而據說都已採取了一些適當的行動。我們若有法律基礎指他們是違規的話，我們一定會採取法律行動，但這個案我們可能未必有很清晰的法律基礎來採取法律行動；我在此亦不想講得太確實，因可能我們還需要慢慢研究有否一定的法律基礎可採取法律行動。這一種行為是非常不負責任，只是一個機組人員違規，就令到我剛才說過有370名香港市民要在新年假期進入竹篙灣接受檢疫，數以千計人士要晚上離家做病毒檢測，未來的21天還須要時常去檢測中心做一次、兩次、三次……要做六次檢測，這是很大的社會成本，還未說他們的心理、生理受到影響，就是因一、兩個人一時之快外出用膳、到酒吧。我真的要呼籲所有人士，尤其處理這些比較高風險工作的人士，一定要為社會盡責，不能以個人的意願來行事，因最終付出的代價都是整個社會要承受。
最後一個問題是關於近日有兩個媒體宣布結束，這是媒體自己的決定，不可以把這件事與香港的新聞自由直接掛鈎。正如其中一個新聞媒體，我們的執法部門亦沒有接觸過它，亦沒有做過任何事情。若它自己有一定看法、擔心而決定要結束，這是在香港這個商業社會時常會發生的事情。特區政府做的並不是打壓新聞自由的工作，特區政府做的是依法辦事，唯有這樣才能彰顯香港是一個法治社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