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楊曉晨發現，北京小學的數量在這十年來說可以說是巨減，從 2004年的1500所減少到2014年的將近1000所。“這是令人很差異的事情，北京市的小學教職工的數量變化，也有非常大的降幅”，他說，情況足以說明，目前來說，北京市不管是學校數量，還是教師數量來講，並沒有隨著人口的增長而相應的增長，這就造成了北京市普通小學的生師比例出現變化：2002年約11個學生共享一個老師，到2014年將近15個學生共享一個老師。“這實際上把教育資源變得越來越集中，越來越不公平了”，他分析，這也就造成了家長在擇校時發現“上小學越來越難，上一個好小學難上加難”的直觀感覺。
楊曉晨表示，目前來說，國內入學的標準普遍在“地產化”。他認為，在北京的絕大區域，在當地擁有一套學區房是第一指標，在這種情況下，西城區的學區房均價是12萬，海淀區11萬，東城10萬，朝陽區8萬，假如在同一片區域裡面，有學區是沒有學區，兩個基本上同樣的房子，差價能在30%。
他指出，這個趨勢造就了所謂“價高者得”的現象，也就是說，能買得起好房子的家庭，才能能給孩子上得起好學校，才能搶奪得到教育資源。
楊曉晨直指，當前高考錄取實現省內公平的主要邏輯，是按照占有教育資源的能力絕對名額分配比例，本質上是按家庭購買學區房的能力，以價高者得的市場方式體現公平。“在這麼一個環境之下，教育地產化、學區房的重要程度空前提升額就造成了相對畸形的教育資源分配方式”，他警告。
高考制度形成路徑依賴 改革共識少阻礙大
接著，楊曉晨介紹了目前我們國家實行的“分省配額制”高校招生制度。
“每一個省在最開始建國的時候，會有一個配比名額的大概比例，教育部和發改委每年根據實際每個生的生源變動情況，對比例進行適當的調整”，他總結了配額制度爭議非常大的三個原因，但指出有關部門並沒有很大的決心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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