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地發展房地產之初，香港地產商人如李嘉誠等北上投資，內地房地產多處借鑒了香港模式。當時地方政府也高度依賴土地財政，靠賣地發展經濟。這一模式初期確實拉動了經濟，還吸收了大量M2資金，為保持核心CPI的穩定發揮了重要作用。但也導致一些地方政府形成依賴，每每到需要產業升級、轉型的關頭，不是專心攻堅克難，而是轉頭找房地產反哺，長期以往，形成房價飆升、金融脫實向虛、企業出走，出現產業空心化。這一點，房價漲成全國之最的深圳應該深有體會。2018年，華為將部分部門、2700名員工搬到東莞，原因就是深圳的成本高、缺少工業用地。
香港房地產模式還有一個“苦果”：高企的房價磨滅了年輕人的希望。最先嘗到這一苦果的是香港自己，2019年香港爆發“反修例”運動，年輕人走上街頭，喊出“攬炒”的口號。有觀點認為，這場風波反映了香港社會深層次矛盾亟待解決，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住房問題。20萬元港幣一平米的住房，是很多香港青年窮盡一生也買不起的，看不到希望的香港青年選擇與城市一起“攬炒”。
國家的興旺、城市的發展，來自於千千萬萬勞動者的付出。“有恒產者有恒心”，居住的權利也應該是所有為城市付出的居民所共有的。發展租賃住房市場，可以讓房子進一步回歸“用來住的”本質。而選擇新加坡模式既可以為形成國內大循環釋放消費活力，同時也意味著地方財政對賣地的依賴必須大幅度減小，如何發展實業、產業升級，現在已經是各級政府迫在眉睫、不得不思考的問題。總而言之，房地產模式的變化不僅是居民幸福感問題，更是中國經濟轉向高質量發展的一個不得不面對的挑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