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基本法的兩項宗旨是統一而不是對立關係
可以想見，相較於過去二十年的發展歷程，未來“一國兩制”建設所面臨的挑戰可能更大。因為強調和落實“兩制”，香港社會比較容易接受。現在要強調和落實“一國”，則每走一步都可能遇到疑慮、抵制甚至風險。好在基本法對如何落實“一國”已經規定了明確的方針和原則，問題是怎麼進一步細化和制度化。為此，首先需要解決一個認識上的問題，就是要正確認識“一國”和“兩制”的有機統一，特別是正確認識基本法的兩項宗旨是彼此依賴、相互促進的關係，而不是對立關係。這兩項宗旨，一是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二是維護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基本法在序言裡就開宗明義，表明國家設立香港特別行政區，並實施“一個國家，兩種制度”方針，就是“為了維護國家的統一和領土完整，保持香港的繁榮和穩定”。
為了糾正基本法貫徹實施中存在的偏差，近年來內地更多強調香港是在“一國”框架之下的特別行政區，必須注意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強調維護香港長期繁榮穩定不能以損害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為代價。這樣的強調並沒有錯，但如果將其理解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就成了香港的額外負擔，或者不符合香港長期繁榮穩定，或者有損香港的自由或高度自治那就大錯特錯了。
必須看到，“一國兩制”對國家好，對香港更好。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決不是香港的額外負擔，而是香港維持長期繁榮穩定的內在需要。假設香港成為一個危害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的地方，勢必成為中外政治鬥爭的前沿陣地,這種局面對國家固然不好，對香港則更為不利。如果香港成為中外勢力爭奪的戰場，甚至成為了外國的勢力範圍，必定港無寧日，國無寧日。一個高度政治化特別是高度國際政治化的香港首先將是香港的災難，香港近幾年政治上的某些亂象可為此一說法的現實注腳。無論是外部勢力干預還是香港少數勢力對內地政治的敵對作為，都將導致香港的政治化，而且兩者必然地高度關聯。基本法23條要求香港特別行政區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竊取國家機密的行為，禁止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在香港特別行政區進行政治活動，禁止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與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建立聯繫。這一立法是避免香港走向政治化的根本對策，既是出自國家安全計，也是出自維護香港長期繁榮穩定計，不可不切實推行。基本法規定了香港的防務和外交由中央負責，這在涉外制度上保障了香港免受國際叢林政治和強權的衝擊，可以一心一意謀發展，尋求成為持久的國際貿易、航運、金融和服務業中心。而要使此一理想安排落到實處，尚需要香港在內部立法上配套落實，否則必然是敞開大門引狼入室，自毀長城。
香港是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並不是一個獨立國家。既便是中國周邊的獨立國家，也不可以肆無忌憚地危害中國的主權和安全利益。放眼望去，多數與中國交往的國家在涉及中國主權、安全的重大問題上多是採取小心翼翼、謹慎從事的政策，決不可以放言無忌、胡作非為。這倒不僅僅是因為對中國強大的顧忌，而是因為國際準則和國際道義就不允許侵害他國主權和安全，何況還要考慮維護與中國的合作關係。同樣，作為一個大國的中國在涉及他國主權和安全問題上何曾不是謹言慎行？個別受到外部勢力的教唆、挑撥、縱容，在地緣政治和領土糾紛上與中國作對的周邊國家，往往偷雞不成反蝕一把米，最終還是選擇與中國合作道路，以理性方式合作處理主權紛爭和安全問題。前任港督衛奕信今年6月在倫敦接受港媒專訪，直斥“港獨”訴求“完全不可行”，並認為“無論在殖民地時期或是現在，香港成功的要訣就是政治上不要被北京視為威脅”。假如殖民時期的港英政府尚且小心維護香港不在政治上成為中央政府的威脅，則回歸後的香港履行維護國家主權和安全責任不是順理成章、天經地義的嗎？如果主權國家尚且受到國際法的約束不得侵害他國主權和安全，則主權國內部的一個地區受到國內法約束以維護國家主權和安全難道有任何不合情理之處嗎?
在發展利益上，香港的發展與內地更加密不可分。很難想象任何危害國家發展利益的做法會符合香港的發展利益，也很難想象內地為了自身發展利益而有意損害香港發展利益。一些進入國家發展規劃的跨地區重大工程曾在香港引起疑慮。比如港珠澳大橋曾因司法複核而延期開工，這固然會影響國家發展利益，但難道不是首先讓香港同樣地蒙受損失？香港要同時兼得“一國”和“兩制”之利，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在經濟發展上搭上內地發展的快車。中央在發展規劃上充分考慮惠及香港，“一帶一路”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規劃都充分考慮到香港的角色和作用。香港維護國家發展利益、積極參與國家發展規劃不僅不是負擔，而是香港發展的優勢和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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