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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飛龍出席“重啟23條立法---健全國安法網學術座談會” |
“一國兩制”香港經驗對台灣方案有三點重要啟示
中評社記者：您認為，“一國兩制”在港25年的實踐經驗，為下一步探索“一國兩制”台灣方案帶來哪些重要啟示？
田飛龍：這其實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問題。“一國兩制”是國家決策，覆蓋到港澳台三地，所以它的專利或是版權屬於中央。港澳是個試驗田，其中最有原創性和挑戰性的是香港這塊試驗田。
香港回歸25週年的經驗對“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思考非常關鍵。“一國兩制”是一個新事物，需要在探索實踐中不斷豐富發展自己，所以25年的經驗有正面也有負面。從主要經驗面向來看，對台灣方案的啟示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要高度突出“一國兩制”是一個整體，在做方案設計時要將國家的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放在首位作為最高原則，這是習主席總結香港25年經驗得出來的，也可以應用到“一國兩制”台灣方案中。因為將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作為最高原則，就不會出現對地方過度授權以及中央管治權太過節制的不予行使，否則不利於“一國兩制”成為一個有機的制度整體，也不利於國家必要的權威和權力在地方扎根，更不利於地方產生國家基本認同和支持。因此，一國的法理權威和制度性權力，必須要做到周全的謀劃和配置，這樣“一國兩制”才能行穩致遠。
二是要將中央的統一領導和全面管治，與地方的高度自治以及地方所承擔的國際角色有機結合。“一國兩制”的制度安排，在滿足維護國家主權條件下可以充分靈活化，以保障和促進地方已有的地位和優勢作為一個制度評判的標準。同樣，台灣方案也要以保障台灣的獨特地位和優勢作為出發點、落腳點，制度的設計可以充分靈活，根據台灣所具有的優勢，如在國際產業鏈、“一帶一路”貿易體系以及一些核心產業、文化交流功能等方面，可以在授予自治權上做相應的設計和保障，這樣更能符合“一國兩制”的制度智慧，以及所追求的立體功能。
三是人心回歸要久久為功，而且要盡早入手，不能拖延到後面。人心涉及到教育，教育是源頭；涉及到青年，要抓好下一代；涉及到社會公平分配，因為一項社會制度或是一種治理體系如果不能對最不利者提供改進的制度安排，這個社會就會分裂對立、產生衝突、產生暴亂，這是全世界普遍的規律。因此，人心的回歸要從教育、青年和社會公平正義這些主要方面來做周全的方案思考。台灣原有的制度有助於這些目標實現的要保留，不利的要去除，而有些新的制度則要訂立，以便確保方案本身要比香港經驗更加系統化，更能夠切合台灣實際需要，台灣與外部世界交往的需要，以及台灣融入國家大局的需要。台灣方案要在香港經驗基礎上做一些增量性的建構，以便“一國兩制”台灣方案更加科學，更加能夠回應各方的關切訴求，也更加能夠接地氣，然後行穩致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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