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森豪威爾和我同為堪薩斯人，在我穿上軍裝那一刻，他就是我心目中的英雄。在諾曼底登陸之前的幾個小時，他發表了一篇不長的聲明，以應對登陸失敗的情形。“我們在瑟堡－勒阿弗爾地區的登陸失敗了，”聲明中提到，“我下令軍隊撤退…（我們的軍隊）十分盡責，表現勇敢投入。如果有任何責難，都由我一人承擔。”
當時風險極高，此次登陸作戰是一場巨大的賭博。艾森豪威爾盡了最大的努力來讓局勢利於己方，但還是有兩個不可控因素：一是天氣，二是德國人防禦登陸的能力。這兩個因素後來都不幸成真，但我們的軍隊堅持住了。
如果軍隊未能堅持住，艾森豪威爾將承擔所有責難。這種領袖氣概在戰爭中十分少見，而在和平時代就更為稀少了，而不論年代如何，這種氣質都是需要的。我們的國家可能正在享受安寧的歲月，但國際社會卻每時每刻都充滿了問題。每屆政府在外交政策上都有成功之處，但有時也必須承認失敗，並且在時間允許的情況下改變前進的方向。
奧巴馬總統成功地施行了他的非洲政策，和亞洲的貿易也十分成功，勉強也可以算上調停巴以衝突。但敘利亞事件卻非如此，時刻都有人提醒我們，奧巴馬無法在敘利亞問題上像以前一樣拋出空頭的威脅。但奧巴馬不但沒有在此之外採取其他行動，所做的只不過是一邊援助被圍困的平民，一邊坐等敘利亞暴虐的領導人乖乖交出非法武器。隨著敘利亞的大屠殺進入第三個年頭，我們的政府仍舊沒有解決這場十分嚴重的道德危機。
在烏克蘭，政府再次採取了空洞的措施，即努力倡議避免衝突升級。我們在支持烏克蘭方面做的還不夠，而美國政府也很少提及克里米亞——俄羅斯現在已經十分穩妥地吞併了克里米亞，就如同俄羅斯霸佔的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寶座一樣，事實已難以動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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