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年前，當所謂的第三次“抵消戰略”被雄心勃勃地推出時，美軍肯定不會想到，當年瞄准的“顛覆性技術”群，至今未有一項真正起到顛覆性作用。相反，其他國家在部分前沿技術領域已有“反超”之勢。2018年3月，“佩列斯韋特”激光武器交付俄軍。同年12月，“佩列斯韋特”開始擔負試驗戰鬥值班任務。2019年，俄國防部長宣稱，“佩列斯韋特”激光武器已在戰略火箭兵5個導彈師擔負值班。據稱，“佩列斯韋特”能發射高功率的激光束，射程很遠。
在高超聲速技術方面，作為先行者的美國也“起了個大早、趕了個晚集”。俄羅斯目前已部署多款高超聲速武器且已投入實戰，美國最有希望量產部署的空軍AGM-183A高超聲速導彈卻接連在基礎實驗中失敗，陸軍遠程高超聲速武器剛剛進入試驗部署，距離實戰部署仍需時日。不難看出，美國寄希望於激光武器快速成型以“變道超車”，但又不得不受制於技術發展的客觀規律忍受“變道‘堵’車”，急躁心態可想而知。
存在諸多“死結”，尚待求解
從武器研發的規律來看，在未知領域摸索前進時“試錯”“徘徊”不可避免，但更讓美軍焦慮的或許是，半個多世紀來，仍有一些激光武器研發的關鍵問題時至今日仍然近乎“無解”。
首先，實戰環境對激光效能的影響較大。激光由處於激發狀態的原子（或質子、離子）受輻射產生，其形成和傳播過程對外界環境要求較高。空氣中的灰塵、雨霧等，都可能對光介質產生折射、吸收、散射和擊穿效應，從而使激光出現路徑彎曲、功率衰減、光強起伏、光束擴展和畸變等問題。實戰環境中的傳播條件無疑比自然條件還要惡劣，並且高機動帶來的強震動對激光源生成的穩定性也是一大考驗。這些問題都植根於激光武器的“基因”中，難以根除。
第二，激光器對可維護性要求較高。鑒於激光武器對環境因素天生“敏感”，可以肯定的是，作戰中必定會出現大量故障或損壞的現象，這就對激光器的可維護性提出了更高要求。然而，激光器本身就是一種精密儀器，組裝維修需要滿足一定條件。比如，更換光纖固體激光器的光纖模塊要求在潔淨空間進行；現場維修的激光器必須能夠快速調試校准，以便盡力壓縮作戰輸出間隙等等。這些在戰時恐怕難以完全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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