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輕人問我這個問題的時候，我總是一籌莫展。我告訴他們，我無法為你提供意義，因為意義對每個人都是不同的，一個人的意義衹有自己去尋找，自己去發現。
在這本書中，我還要重新解釋一種觀念，那就是，什麼是有用？什麼是無用？
在歐洲中世紀，修道院的修士每天躲在修道院裡抬杠，他們爭論針尖上能站幾個天使，爭論一個連體嬰兒受洗的時候到底算一個人還是兩個人，爭論瑪利亞到底是神還是普通人……這種爭論類似於我們小時候討論的那些話題，金庸小說中誰的武功最高？李元霸的毛驢能否托起他八百斤的錘子。
如果從問題本身來看，這些爭論毫無用處。但如果超越問題，這些爭論卻價值非凡。中世紀經院哲學各種“無聊”的爭論、枯燥的研究，不但訓練了知識分子的理性能力，還塑造了他們的形式邏輯。因為當論證“針尖上能站幾個天使”這種問題時，他們必須論證針尖有多大、天使的腳有多大、如何排列等問題，這個思辨的過程必須用理性完成。而這種理性訓練，對近代科學思維的誕生起到了重大的推動作用。這應了那句話，意義在意義之外，有用誕生於無用。
從務虛中孕育務實，從無用中誕生有用，這就是看起來虛無縹緲的哲學價值。如果我們用現代視角探究古希臘，會發現古希臘哲學家做的事在那個時代幾乎都是無用的——留基伯、德謨克利特的原子論在當時看有什麼用呢？芝諾悖論、飛矢不動的論證價值何在？巴門尼德的being這個概念，就是放到現在也被認為是吃飽撐的……一個人會奇葩到什麼程度才會思考“存在”的問題？但正因為這些“無用”的問題，拉開了歐洲兩千年形而上學的帷幕，人們開始思考一切事物背後的規律和本質，從根本上孕育了西方科學和道德。
所以，思想和哲學絕不是無意義的，而是充滿了時代精神。任何一種哲學思潮，都是為了應對當時的社會問題而誕生的。比如，柏拉圖思想是為瞭解決古希臘的民粹問題；伊壁鳩魯主義、斯多亞主義是在希臘消亡後，為人們內心的退縮找到一個安樂窩；教父哲學、經院哲學是為瞭解決北方蠻族在羅馬淪陷後沒文化、沒信仰的病，它要肩負起文明的賡續；近代笛卡爾、斯賓諾莎的理性主義，是對千年中世紀的一次全面反動；馬克思主義哲學是為了治愈工業革命後失地農民走進城市成為工人階級的身份認同，以及解決這種社會矛盾；而近代的解構主義、虛無主義，則隨著信仰大退潮而湧現……每個時代的哲學都有自身的使命，每種使命都具有非凡的現實意義，它要治愈這個時代的“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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