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輸送市場化。實踐中，傳統直接收受財物的腐敗行為越來越少，腐敗分子故意將行為與投資、經營、合作等商業行為混在一起，給利益輸送套上市場化的“馬甲”，混淆行為性質。有的讓特定關係人成立公司，與請托人簽訂合同，以“咨詢服務費”“財務顧問費”等名義收取費用；有的實際出資入股請托人公司，通過持股份額獲得超出份額對應比例的巨額“分紅”；有的從請托人處購買未上市公司的原始股，利用職權幫助完成上市後再拋售，獲得巨額利益；有的打著“合作”的旗號，由請托人出資金，本人利用職權提供“投資機會”，獲利後雙方共享收益，“借雞生蛋”穩賺不賠；有的要求請托人增設交易環節，讓自己的特定關係人參與其中，變相獲得利益，等等。
賄賂標的虛擬化。領導幹部與請托人之間權錢交易的標的物，除了傳統的錢款、房產、黃金等貴重財物，以及字畫、古董、年份茶、年份酒等各種確定價格相對難度較大的實體物品外，還包含優惠、折扣、欠款、利息、分紅、股票、股份、預期收益、債權債務、應支付未支付的費用等形式多樣甚至難以被實際感知的虛擬性利益。比如，有的為請托人謀利後，從請托人處索要工程項目的承建權，直接轉包給第三人獲利；有的不收受請托人財物，但讓其給自己出具同等金額的欠條；有的讓請托人為自己設計保底無風險的金融產品；有的讓把本人購買的無法兌付的理財產品或債權買走，等等。由於我國刑法對於賄賂犯罪採用的是“計贓論”模式，賄賂標的物的虛擬化給認定行為性質和確定犯罪數額帶來難度。
收益來源多樣化。與傳統腐敗分子獲得的收益直接來源於行賄人的輸送不同，當前腐敗分子獲得的巨額收益，往往來源多樣、性質交織，既包含了作為公權力交換的賄賂物，又包含了行為人利用權力獲得機會後本人投入勞動資金經營等要素而獲得的違紀所得。比如，特定關係人在請托人公司領取的高額薪酬和獎金，既有實際工作的報酬，也可能包含了領導幹部職權身份的對價；領導幹部給請托人放貸收取的利息，既包含了民間借貸中出借資金的應得收益，又可能包含了請托人變相輸送的好處；領導幹部拋售原始股後獲得的巨額收益，既有請托人讓渡稀缺性機會時蘊含的利益，又有投資本金承擔一定風險後獲得的應得利益，還有因市場大幅上漲、個人精準拋售股票而帶來的股價升值，等等。收益來源交織複雜，有時難以精準、客觀地進行區分辨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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