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美國對華戰略競爭新態勢的內容
結合並審視拜登政府對外交往及其對華政策的出臺和實施，顯然以“投資、結盟、競爭”為主要內容的美國對華戰略競爭新態勢更具戰略競爭性、邏輯性和操作性，即拜登政府意欲通過“國內投資+結盟盟友和夥伴≥中國競爭”的內容模式贏得與中國在21世紀的大國戰略競爭。
首先，增進國內經濟、科技和創新投資，提升美國國家實力基礎。一如《臨時國家安全戰略指南》指出，“我們在世界的角色取決於我們國內的實力和活力”。面對美國現代歷史上最有活力和最強大競爭對手的中國，美國應在優先注重國內事務的前提下增強自身以及盟友夥伴的實力。 因為沒有實力或缺乏實力，不論是國內社會還是人類社會都會變得脆弱和不牢固，甚至面臨諸多安全挑戰。在美國“經濟安全就是國家安全”的“泛安全化”思維模式下，拜登政府既對外維持了特朗普政府時期對華貿易逆差的加徵關稅，又對內大幅增進包括基礎設施在內的經濟、科技和研發創新投資，以期通過實力基礎的提升獲得對華戰略競爭的優勢和地位。
換言之，美國外交作為其內政的延伸必須服務於美國國內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和治理需求，尤其當外交政策成為美國國內政治的重要組成部分，“對於美國安全和繁榮的最大威脅不是來自於國外，而是來自國內本身。……美國若要繼續在海外行動自如，就必須重建其權力的國內根基，無論今天還是在可預見的未來，外交政策需要始於國內”。這也類似美國“遏制之父”喬治·肯南在評估“蘇聯威脅”的“長電報”中寫道，“……國內和對外政策便交織在一起。凡是能夠解決我們自身社會問題（的政策）……都是對莫斯科的一次外交勝利”。因此，入主白宮後，拜登迅速簽署並推出一系列圍繞美國“實力地位”和“國內振興”且重建中產階級的“長期性投資”法案，例如，“美國救援計劃”“美國就業計劃”“美國家庭計劃”等。又如，針對美國基礎設施建設落後於中國的現實問題和投資美國未來的構想，拜登政府更是提出規模超達2萬多億美元的“21世紀基礎設施”倡議。再如，為了加強美國在人工智慧、量子技術、半導體產業、空間技術、清潔能源與生物技術等新一輪科技革命和創新變革領域的優勢，2022年8月9日，作為科技創新法案最終版本的《晶片和科學法案》在美國國會完成立法流程之後隨即被拜登簽署。
其次，結盟盟友和夥伴關係，構建美國主導的自由且開放的印太地區。不可否認，自人類社會產生衝突和戰爭以來，與盟友和夥伴結盟或者組建聯盟便成為包括城邦、帝國、國家或其他任何政治單元用以贏得戰爭和維護安全最常用和最有效的手段之一。
對美國而言，結盟盟友和夥伴關係不僅僅是應對傳統意義上的“高階政治”問題和挑戰，而是推進其所主導的地區和國際秩序的重要工具和戰略依託，尤其是就美國和印太地區的複雜關係來說，一方面，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美國一直是在亞太地區有著重要利益和作用的國家，既是在“亞太地區具有支配性地位的大國”，又是“唯一在本地區擁有強大聯盟體系的大國”。 在“美國治下的和平”的國際制度架構下，很多亞洲國家視美國為在本區域擁有重大利益的常駐大國，並認為美國持續為該地區提供安全保障和保護傘，同時它們又希望加強與中國的經濟關係，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而不是被迫在美中之間作出選擇。 另一方面，美國為了遏制不斷崛起的中國對亞太地區主導權的獲取，通過定義下個世紀的美印關係將南亞地區大國印度融入亞太地區，進而推出“印太戰略”。所以，依據“印太戰略”構建美國所謂的自由且開放的印太地區就必須擴大美國在該地區的盟友和夥伴關係，並使之結盟或與之協同，最終增強拜登政府所宣稱的“盟友是美國的實力倍增器”。
因此，在一個由地區構成的世界，特別是在當下的印太地區，隨著“印太戰略”的持續升級及有關措施的不斷出臺和實施，美國除了與傳統的盟友，諸如日本、韓國、澳大利亞、菲律賓和泰國增進既有的軍事同盟合作之外，還與澳大利亞和英國形成一種新的安全夥伴關係（AUKUS），更是在“印太經濟框架”（Indo -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IPEF）下進一步充實包含盟友在內的與太平洋島國的夥伴關係。例如，2022年5月26日，作為太平洋島國的斐濟是第14個加入“印太經濟框架”的初始成員國，也是首個加入該框架的太平洋島國。又如，為了抗衡中國與所羅門群島簽署的安全協議及其影響力，美國正在籌備一項屬於“印太戰略”一部分的太平洋島國戰略。
其三，加持戰略競爭，尋求美國偏好的危機管控機制。源於競爭而來的戰略競爭作為國家間競爭關係的高級形式，不僅是力量和地位之爭，也涉及制度、價值觀、秩序安排之爭，更超出雙邊範圍，對其他國家的行為、地區和全球局勢產生直接或間接衝擊，特別是對21世紀的中美戰略競爭關係而言，尤為如此。 但另一方面，美國表示在與中國進行戰略競爭的同時，也要避免衝突或新冷戰。換言之，拜登政府在加持對華戰略競爭過程中，也將預料之中與預料之外的衝突風險和危機管控作為中美關係“消極合作”的優先事項。
實際上，在中美戰略競爭的新常態時期，因應中美之間留待諸多的雙邊、地區和國際問題等結構性要素，中美關係已經從解決戰略分歧走向戰略爭議，從確定共同目標轉向危機管理。比如，在雙邊關係領域，美國動輒以“長臂管轄”式的國內規則肆意干涉中國內政和踐踏“一個中國”原則。自特朗普政府時期美國國會相繼制定《與台灣交往法案》《2019年台灣邦交國際保護與促進倡議（台北）法案》《2019年西藏政策及支持法案》《2019年香港人權和民主法》《2020年維吾爾人權政策法案》等法案之後，美國國會又提出並推動《台灣政策法》。值得嚴重關切的是，該法案要求賦予台灣“重要非北約盟友”的地位，以此加強美國對台灣的安全承諾。 又如，在國際網絡空間治理領域，美國強調網絡規範應以信息自由流動為目的而非以信息安全保障為目標。但中國認為，國際網絡空間治理事關國家網絡主權安全和國家安全，國際網絡空間治理應以安全為優先規則。所以，作為中美戰略競爭的新興領域之一，中美兩國有關國際網絡空間治理的規則之爭就必然激化為規則制定權之爭甚或價值觀之爭。
除此之外，就全球氣候變化治理來說，共謀全球經濟綠色轉型和可持續發展可謂是包括中美兩國在內的世界各國的共同事業和責任。然而，作為最發達國家的美國不但沒有嚴格履行“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還以其自身的“碳達峰”規則標準施壓中國“碳中和”和“碳達峰”減排目標。質言之，在美國對華戰略競爭不斷展開並長期化的背景下，雖然不尋求衝突和避免新冷戰是美國對華戰略競爭新態勢的重要組成，可是中美關係的結構性變化及要素已經使得兩國發生危機的潛在風險在急遽上升，且缺乏足夠有效的管控機制，因此加強危機管理對中美雙方都具有一定程度的客觀必要性和合理性。但從美國規劃和實施國家安全大戰略的歷史經驗來看，美國常常將危機管控作為另一種競爭手段，以危機管控之名，行限制對手之實，目的是繼續保持自己的競爭優勢。
三、美國對華戰略競爭新態勢的特點
拜登上台至今，雖然美國國內面臨政黨政治的極化、民主制度的衰敗、社會族群的不平等和撕裂以及新冠疫情跌宕下經濟通脹率企高等種種亂象，但其對華戰略競爭新態勢的總體實施和後續跟進愈來愈呈現出積極有為的特點。
第一，對華戰略競爭目標更加明確。作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世界秩序的貢獻者和21世紀的主要競爭者，美國在重建當代國際體系中一直發揮著不可或缺的領導作用和角色。因此，面對中國崛起帶來的結構性挑戰及其對世界秩序演變的重大影響，“讓美國重新領導世界”和“維持對華強硬的政策基調”無疑是拜登政府對外政策的重點和對華政策的焦點所在，即美國對華接觸戰略已被全面壓制和遏制中國崛起的競爭戰略所取代，打壓中國的崛起勢頭和實力升級是美國必然的選擇。其主要表現為：在政治制度上，尋求改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體制。從法理及國際法上講，主權平等原則賦予各國根據其國情特徵選擇和實行相應國家體制的國際法權利，且內政不容干涉。然而，繼特朗普政府將中國定義為“威權體制”、把與中國的競爭視為“贊成專制體制者和贊成自由社會者之間的政治競爭”之後，拜登政府更是視“專制與強勢”的中國為國際體系的挑戰者。對此，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傑克·沙利文指出，確保民主體制的良好運作是拜登總統任內的“中心組織原則”之一，拜登政府將讓中國重新思考所謂“美國衰落”的論斷，在民主和專制到底誰會勝出的問題上，未來的10年是至關重要的。 在經貿發展上，力圖擺脫所謂的“對華經濟依賴”。作為全球前兩大經濟體，儘管中美經貿關係穩定健康發展利好世界經濟體系，但在美國對華經貿政策發生根本性、整體性逆轉的趨勢下，即便拜登政府提出“再掛鉤”以示對特朗普政府一邊倒的“脫鉤”政策的階段性和局部性回檔，但基於擺脫所謂的“對華經濟依賴”的戰略性“脫鉤”比起“迫使北京改變其‘不公平’的貿易行為”或低價值鏈的“再掛鉤”更具重大戰略意義。在科技研發上，開始推行對華“小院高牆”科技競爭戰略。作為生產力發展的必然結果，科學技術不僅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主導觀念”，而且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屬性所在，即“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因為在一個包含安全與發展的全球化時代，“科技是第一生產力”。因此，伴隨百年大變局中新一輪科技革命和中美戰略競爭時代的疊加效應，阻止和打壓中國高科技領域快速發展就成為拜登政府開始推行“小院高牆”科技競爭戰略的題中之義。該戰略更凸顯精準打擊、政府支持、重視安全和依託盟友等特徵，在某種程度上既改變了國際科技競爭環境，也對中國的科技發展提出了諸多新挑戰。
第二，對華戰略競爭佈局進一步展開。“所謂大戰略（高級戰略）的任務，就是協調和指導一個國家（或一群國家）的一切力量，使其達到戰爭的政治目的。這個目的由基本政策來加以決定。”相應的，在中美戰略競爭日益激烈的大變局時代，拜登政府對華政策佈局，即根據不同地區和區域的具體情況和現實需要推進和執行不同的政策措施，越來越顯現出“世界化”的政策組合，亦即從次地區層面延伸至地區層面和全球層面。
首先，在次地區層面，積極介入與中國有領土主權或海洋權益聲索的國際爭端，蓄意惡化中國周邊安全環境。例如，在釣魚島問題上，拜登多次宣稱《美日安全條約》第五條適用釣魚島，甚至重申可動用核武器保衛日本。又如，在“菲律賓南海仲裁案”裁決5周年之際，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聲明重申對“7.13聲明”的認可和支持，即中國在南海所謂的擴張性海洋主張沒有國際法依據。 特別是就事關中國核心利益的台灣問題來說，美國始終將其所謂的《與台灣關係法》、“六項保證”與中美三個聯合公報並列，甚至淩駕其上，意欲掏空“一個中國”原則。這不僅嚴重危及中美兩國關係正常化以來的政治基礎，更是中國主權、發展和安全利益的嚴重威脅和長期挑戰。
其次，在地區層面，以印太戰略為抓手，塑造中國崛起的地區戰略環境。正如布熱津斯基指出，在21世紀，當中國從“地區性的國家”成長為“全球性的大國”，美國就要把中國視為有能力、有民族意志在其國境之外運用力量影響去改變現有地緣政治狀況以至影響美國利益的五個“地緣戰略棋手”之一。而印度作為歐亞大陸五個“地緣戰略棋手”之一，在同美國的歐亞大陸利益不衝突的情況下，更會成為抗衡中國的競爭對手。正是基於此，在特朗普政府正式推出“印太戰略”意圖保持有利於美國的地區戰略平衡之後，拜登政府更是對“印太戰略”所涵蓋的地區和區域作了更進一步的塑造和構建，不但加強了與東盟的戰略合作關係，而且逐步進入到之前未曾重視的太平洋島國區域，進而抗衡中國在全球五大洋中面積最大的太平洋日益增長的影響力。對此，2022年7月13日，美國副總統哈里斯在出席太平洋島國論壇致辭時表示，“我們承認，這些年來太平洋島國沒有得到應有的外交關注和支持。所以我今天直接對你們說，我們要改變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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