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美國《2022年國家安全戰略》及其對華意涵
從美國方面來看，如果說中期選舉基本落定為巴厘島會晤設定了國內政治背景，那麼2022年10月美國政府發布的《2022年國家安全戰略》（簡稱《戰略》）《2022年國防戰略》等一系列重要戰略文件，則是巴厘島會晤前的“戰略前奏”。特別是作為頂層戰略構想的《2022年國家安全戰略》，反映出不少拜登政府新的戰略思維和對華戰略考量。
整體上，《戰略》遵循“一二三”的邏輯布局：確認了一個總體戰略目標，即維繫美國領導下“自由開放、繁榮安全的國際秩序”。設置了“雙軌制”的認知基調，即美國和世界面臨“民主與威權之間的競爭”和“跨國挑戰”兩大關鍵趨勢。提出了三項主要戰略措施：投資增強國內實力；強化全球聯盟；加強軍事現代化。不過，從文本的實際論述來看，應對所謂“民主對決威權”的大國競爭顯然是統領全篇的核心命題。而在這個核心命題下，中國又被定義為“唯一一個既有重塑國際秩序的意圖，又有日益增長的經濟、外交、軍事和技術力量來實現這一目標的競爭對手”。在拜登執政團隊的思維中，對華戰略已然成為撬動新一輪美國全球戰略轉型的主要杠杆。
《戰略》提出許多新論斷、新看法。筆者認為，其中頗具觀察意義和對華指向的論斷有三：
一是，《戰略》明確提出“後冷戰時代已經徹底結束”，這意味著美國決心放開手腳同中國展開“戰略競賽”。後冷戰時代結束本是中性的事實陳述，但這句話由美國統治精英通過頭號戰略文件而正式公開提出，則具有不一般的戰略意涵——後冷戰時代的首要特徵即在美國確立并主導“自由國際秩序”向全球擴展，美國完成霸權優勢的全球布局；提出“後冷戰時代徹底結束”，反映出美國認為其他與之“不同路”的大國正在從根本上對美國霸權發起實質性挑戰，并確認了贏得這一挑戰衹能用“競爭”的方法。此前，美國儘管對“中國挑戰”的嚴峻性有所估計，但還沒有想好是否需要全力因應之：奧巴馬時期，美國實施的“亞太再平衡”戰略是將一衆亞洲國家推到“制華”前台，自己則在幕後操縱；特朗普時期，美國雖挑起對華“貿易戰”，但其對華布局尚未系統化，戰略構思并不明晰。拜登政府執政後，通過近兩年的對華審議評估，正式從戰略角度上而不僅是政治角度認定中國為首要戰略對手，并將美國一整套戰略體系和霸權工具調整至以“應對中國”為中心。從冷戰的歷史來看，如果美國決心對首要戰略對手展開全面競爭，其勢必動用一切手段獲取相對優勢，壓制乃至瓦解對手。由此看，美國現在將中國問題“看得很嚴重”，未來對華戰略施壓的節奏會進一步加快、烈度會進一步升高、軌跡會進一步複雜。
二是，《戰略》認為全球化需要進行重大調整，這意味著美國將以更具進攻性的經貿戰略來限制中國向外拓展經濟影響力。拜登政府在《戰略》中承認全球化曾讓美獲益巨大，但同時強調要依據國際形勢劇變調整原有策略。在這些“劇變”中，拜登政府著重提出中國的“雙重身份”：其既是美國“最重要的競爭對手”，又是美國最大貿易夥伴之一。美國要為全球經濟設置“一項積極議程（affirmative agenda）”以“充分獲取21世紀的經濟收益，又促進美國工人的利益”。這反映出，拜登政府不再將全球化的絕對收益視為必然，要采取更加內向化的經貿方法在國際經濟、貿易和科技領域“圈地自重”，以區域化、意識形態化的複合型經貿戰略構築新的戰略聯盟，在不與中國全面脫鈎的條件下讓中國拓展對外戰略利益承受更明顯的體系性壓力。換言之，拜登政府要通過各式各樣的“精密小網絡（latticework）”讓中國感到“被針對”“被圍困”，以此達到“塑造中國周遭外部戰略環境”的根本意圖。
三是，《戰略》規定了美國“戰略成功”的具體要求，同時在為“贏過中國”設置最終狀態。在結語中，《戰略》描繪了美國“預想中的成功”應是什麼樣子，包括國內實力增強，對外盟友體系深化、在大國競爭中占據優勢地位、軍事威懾更加強悍、美式國際秩序願景重新引領世界等。從冷戰後美國歷屆政府公布的戰略文件來看，如此鮮明地對自身的“成功願景”給出清晰定位的文件是不多見的。換個角度理解，美國闡述這一“戰略成功”的樣貌，根本是在回答“美國怎樣才算贏得對華競爭”。這個問題不是憑空而來，而是拜登政府決策幕僚深入思考的問題：拜登政府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傑克·沙利文和國家安全委員會印太事務協調員庫爾特·坎貝爾曾於2019年在《外交》雜志上聯名撰文《沒有災難的競爭：美國如何同中國既有挑戰又能共存》，當時還沒有走上現職崗位的兩人在那篇文章中明確提出開展對華競爭需要回答“怎樣才算在競爭中獲勝”這一基本問題。⑦從這個角度來看，《戰略》是以維護國家安全為切入，集中闡述了美國對華“為何要爭”、“爭的是什麼”以及美國怎樣才算“爭贏”等關鍵問題，可謂美國對華競爭首份完整的“路綫圖”。若回溯歷史，此份《戰略》的核心構思神似1950年美國正式確立對蘇聯“遏制”政策的NSC-68號文件：當年的NSC-68號文件提出“自由世界”和“共產陣營”的全球鬥爭，如今的《戰略》宣揚“民主同威權”的全面競爭。對中國而言，即便美蘇爭霸的兩極對抗不會完全複演，美國對華系統性、全面性的壓制也將長期持續下去。
根本上，拜登政府選擇在中選前一個月拋出《戰略》，是在向美國國內民衆展示自由國際主義的“效度”，向海外盟友展示美國安全承諾的“信度”，向競爭對手展示戰略競爭的“強度”，據以部分掩蓋其執政困境，讓內外都能感知到美國的“戰略決心”，進而俘獲盟友的信任和民意支持。拜登政府同中方領導人進行巴厘島會晤，也正是在這樣的戰略背景下展開。
三、巴厘島會晤中的“美國心思”
巴厘島會晤是中美元首三年來首次面對面會晤。兩國元首在會晤時采取了同傳形式，會晤持續了三個多小時，超過事先商定的時長。如此長時間、高密度的會談交流，讓雙方的溝通更加充分，關切表達更為有效，這也是元首外交的重要意義所在。
從美國方面來看，拜登是在中選結果已經較為明朗的時刻趕赴巴厘島會晤，其基本的心境是：第一，重拾部分信心。共和黨未能在中選中取得大勝，民主黨保住參議院優勢，拜登稱這是“民主的好消息”，隨之放風有“競選連任”的打算。在被“特朗普衝擊波”裹挾數年後，民主黨此番有了“鬆口氣”之感。第二，擔憂共和黨政治反撲。儘管沒有“輸慘”，但衆議院優勢被共和黨翻轉，共和黨人的阻擊和反制“正在路上”。時下，凱文·麥卡錫已公開呼籲國土安全部部長亞歷杭德羅·馬約卡斯辭職，并以彈劾相威脅。面對共和黨的高壓，拜登勢必難以放寬心。第三，如何更好回應民意訴求。民主黨“小輸”，但也不是“大勝”，美國民衆對拜登和民主黨執政的抱怨不滿依舊突出。如何在半數以上美民衆認為“國家走在錯誤道路上”的情況下讓美國“重建得更美好”，拜登和民主黨前路多艱。
從上述心態出發，拜登參加巴厘島會晤的核心意圖就能更加明顯地顯現出來：藉助巴厘島會晤，拜登政府意欲在對華競爭這一首要對外戰略問題上發出強勁信號，利用自己相對熟悉，同時也是更能凸顯總統行政權力的外交事務來彰顯政治領導力。在這一核心意圖下，拜登亦要把《2022年國家安全戰略》確立的對華考慮和路綫通過面對面的方式向中方正式傳遞。從會晤情況來看，美方的心思主要在於：
一是“維穩”。拜登執政以來，不管其本人還是政府高官，屢屢強調為中美關係設置“護欄”，力避中美發生正面對撞的激烈衝突特別是軍事衝突。此次會晤中，拜登將原先“四不一無意”的表態擴展為“五不四無意”，增加了不支持“兩個中國”“一中一台”，無意尋求同中國‘脫鈎’，無意阻撓中國經濟發展，無意圍堵中國等內容。可見，通過中國堅決反制美衆議長佩洛西竄訪台灣等交鋒，拜登政府對中國捍衛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堅定戰略意志有了更加深刻的認識，也瞭解到危機可能“近在眼前”。維護中美關係大局穩定，防止局面走火失控，顯然成為拜登政府的迫切需要。
二是“瞭解”。新冠疫情持續肆虐以及特朗普政府在執政末期對中美關係的嚴重傷害，使得中美人文交流瀕臨停滯。拉長視野看，自2017年特朗普政府正式將中國當作頭號戰略對手，美國對華認知就開始被一批極端反華派大幅帶偏。拜登政府想要中美關係止跌企穩，就必須基於事實而非臆想去認識新時代中國，全面準確、理性務實地瞭解中國的內外政策和戰略意圖。拜登經常強調面對面會晤的“不可替代性”，通過與中方元首本人的直接會談瞭解新時代中國的政策和看法，是關鍵中的關鍵。
三是“探索”。新時期中美如何互動，是處於正在進行時的新課題。作為經歷多場“大國競爭”的老牌資本主義大國，美國深知陷入“修昔底德陷阱”、重演“大國政治的悲劇”并不會對自身帶來益處。何況，中美之間還曾不止一次地在極其困難的處境下完成關係破冰與重建，兩國完全有理由找出一條新時代正確相處之道。事實上，拜登政府也承認在氣候變化、公共衛生、核不擴散等事關人類共同利益的領域，需要同中國進行建設性接觸。坐下來面對面談，無疑是邁向更好狀態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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