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式現代化需要合宜的系統教化與生活治理
本書作者提出一個值得探討的話題：如果群衆的基本政治態度是一種完全消極被動的姿態——“你把國家治理好，讓我好好過日子”，社會將會怎樣？
顯而易見，這將帶來兩個連鎖問題：第一，這是否是一個理想的國家狀態？第二，如何在“長治久安”的秩序中激發持續湧流的“創造活力”？換言之，系統力量是否應當自滿於現代科技所賦予的無所不能的“數目字管理”的能力，而完全以一種高冷的姿態一刀切地應對一切？
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中國式現代化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物質富足、精神富有是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根本要求。物質貧困不是社會主義，精神貧乏也不是社會主義。”在社會治理過程中，當系統力量高度介入個體生活時，它也需要保持一種適度溫情的教化功能。唐人杜佑在《通典》中說：“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如果我們把不同國家的治理體系作為不同國家的一套“活法”，那麼中國人的生存智慧或“活法”，正如馮友蘭所講的那樣：“是不離乎人倫日用的，是即世間而出世間的，是‘極高明而道中庸’的。”
本書的最後，回到了梁漱溟《人心與人生》式的經典追問，也就是如何在一個世俗化的世界中尋得意義、活出精神、感到幸福。在一個理想的社會治理體系中，相較於政治教化更為重要的是生活教化。作者通過他多年來行走城鄉過程中關注到的幾樁“小事”，啓發讀者的進一步想象。比如，從未消亡甚至一直發揮著重要功能的村集體、城市街區的“社區折叠”與治理性團結、校園班集體認同感的弱化與重建，等等。
我們每個人都生活在一個大的系統裡，這個現代巨型系統應當成為與人為善、以人民為中心的美好家園。我們應當努力設計和維護這個系統，查漏補缺，注意系統介入生活的分寸。此外，在重視社會治理的同時，不能忽視社會建設；時刻警惕官僚主義形式主義對於群衆路綫的背離，時刻關注人心向背，最終實現“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制度，實現政府治理同社會調節、居民自治良性互動，建設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