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不僅表現為提升物質文化生活質量的期盼，更表現為滿足自身發展需要的多樣化期盼。在“原子式個人”所構成的社會中致力於成為每一個體的大靠山，有求必應，扮演公僕的角色，這實際是一個偉大光榮又極其艱巨的任務。只有當每一項社會治理工作以這樣的方式動員展開時，這種幹群之間的鏈接，以及這種鏈接背後所體現的直面差異性個體的人格化聯結，才是真實而有力的。
現代治理體系需要群衆路綫的實踐技藝
集中力量辦“大事”不易，集中力量辦好群衆急難愁盼的“小事”更難。如何促使各級組織在對上負責的同時更多地對下負責，如何將為人民服務的好事辦好而不辦壞，是中國社會治理中的重大問題。
本書認為，在社會治理過程中，走群衆路綫有兩種不同的“政治化”過程。一種是讓個體意見整合起來通過代表機制輸入政治系統的自下而上的實踐，另一種則是中國共產黨在其長期的革命、建設、改革過程中一以貫之的自上而下“講政治”的實踐。
本書著重對後一種實踐作了闡釋。自上而下“講政治”的實踐，指公權力在一種責任倫理或使命感的驅使下，主動積極地走近群衆，善於從政治上看一切問題、算政治賬，以“時時放心不下”的姿態關切群衆的安危冷暖。這是馬克思主義群衆觀的生動體現。“中國共產黨為什麼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什麼好，歸根到底是馬克思主義行，是中國化時代化的馬克思主義行。”作者聚焦“為什麼是中國共產黨”亦即現代中國治理體系的稱道之處，提出了共產黨的組織傳統、中國古代郡縣制傳統和西方公共政府傳統這三大治理傳統融合創新的重要性。實際上，即便今天發達的新技術新工具可以大大提升國家的治理水平，“因人而異”“區別對待”這兩種個人化、類型化的人格化互動仍然不可或缺。時至今日，“送溫暖”“做工作”“老娘舅”等“具體問題”的具體分析仍然是工作中的常見場景。我們不能將此理解為一種社會治理中“名實分離”的常態化，而應該將其看作最難以割舍的群衆路綫實踐技藝。如同農業現代化再發達，終有機械力有未逮的環節，需要仰賴農業勞動力和輔助勞動力完成，那才是整個環節中決定性的一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