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9月19日電／據21世紀經濟網報道，9月18日，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在京發布《中國發展報告2021－2022：走共同富裕之路》，并召開共同富裕主題的研討會。
發布會由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理事長、秘書長方晉主持，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寧吉喆出席會議并做主旨演講。三位主報告專家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高端智庫首席專家、學部委員蔡昉，浙江大學共享與發展研究院院長李實，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原副院長馬曉河，分別介紹了報告的主要內容。緊接著，十多位專家圍繞“推動城鄉融合發展助力共同富裕”、“完善促進共同富裕的政策體系”等方面的理論和實踐問題展開了研討。
“持續增進民生福祉，扎實推動共同富裕”是我國“十四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主要目標和重大任務之一。
《中國發展報告2021－2022：走共同富裕之路》系統梳理了共同富裕的政策願景與發展脈絡，探討了共同富裕在新時代的基本內涵。報告探索構建了基於生活質量研究的觀察指標體系，對共同富裕的實施進展以及存在的突出短板進行比較分析，深入探討了增長與共享兼容的發展模式，詳細闡述了我國城鄉之間、地區之間、社會群體之間存在的差距、成因及應對之策，提出了有利於推動共同富裕的政策框架。
現摘取《中國發展報告2021－2022：走共同富裕之路》部分亮點匯總如下。
1．如何全面理解共同富裕？
新時代的共同富裕具有全體性、全面性、全域性、差異性、共建共享性和漸進長期性特征。全體性，共同富裕強調的是普遍富裕，它涵蓋了全體社會成員；全面性，共同富裕包含物質富裕和精神富裕，涵蓋人民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全域性，共同富裕強調的是在逐步縮小城鄉、地區發展差距基礎上的富裕，它覆蓋了全國所有地區；共建共享性，共同富裕是人人參與建設、共同分享的富裕，具有共建共享性；差異性，共同富裕是承認和尊重每個人發展能力的富裕，強調不搞平均主義，體現的是勤勞致富、各得其所的精神；漸進長期性，實現共同富裕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一個長期奮鬥的過程，這個過程是動態漸進式的。＜nextpage＞
2．如何看待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後的共同富裕政策議程？
2020年10月，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召開，明確了到 2030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遠景目標，其中首次提出“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共同富裕在中國政策議程上的地位由此更加凸顯，由過去的理念倡導變成具有鮮明實踐導向的政策議程，目標和路徑更加清晰，進入實質性推進階段。在頂層設計上，共同富裕將在《促進共同富裕行動綱要》指導下整體有序向前推進。在實現目標上，共同富裕正在從“鼓勵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的目標轉向先富帶後富、實現全部地區、所有人的共同富裕。在實現內容上，共同富裕正在從努力使全體人民從“五有”拓展到使全體人民在“幼有所育、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等“七有”方面不斷取得新進展。在實現路徑上，先行支持浙江省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範區，為全國推動共同富裕提供省域範例。
3．為什麼從生活質量評價框架構建共同富裕指標體系？
共同富裕是對社會群體生活質量和狀態的評價。在國際上關於生活質量評價的研究已經有較長的歷史，形成了較為成熟和完善的分析框架，有廣泛的應用基礎，國內在該領域也有很多探索。結合共同富裕的內涵，報告提出基於生活質量研究框架的共同富裕觀察指標體系。以人的發展為中心，包含5個維度、34項觀察指標，各維度下的指標分為“富裕性”與“共同性”兩類：“富裕性”指標反映的是全社會在相關維度上享有的發展水平以及擁有的資源和服務，“共同性”指標關注城鄉差異、區域差異、行業和人群差異。
4．如何看待人口形勢變化對共同富裕的影響？＜nextpage＞
隨著人口老齡化和少子化的加劇，人口形勢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在供給側和需求側都對中國的長期增長帶來挑戰，不利於我國建設富裕社會。從供給側看，長期低生育率蘊涵的人口內在負慣性勢能一旦釋放，生育率不斷下降將很難逆轉，削減了勞動力供給，提高了社會老年撫養的比重，面對“未富先老”，社會成員中做蛋糕的人減少了，而分蛋糕的人口增加了，這同我國實現共同富裕需要做大蛋糕形成了尖銳矛盾。從需求側看，人口的老齡化和少子化也將對居民消費需求的規模增長、結構特征和質量提升都產生重要的抑制性影響。這也意味著，我們未來需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提升人力資本水平以及通過進一步深化改革開放釋放增長潛能上來。
5．當前推進共同富裕面臨的關鍵挑戰有哪些？
國際政治經濟格局的重大變化對中國形成明顯的供給側衝擊，給我國利用兩種資源、兩個市場實現高質量發展、走共同富裕道路帶來不利影響；經濟增長率提前出現了趨勢性下降，使共同富裕面臨經濟增長難題；城鄉、地區、群體間收入差距過大給實現全體性、全域性共同富裕帶來挑戰；人口結構變化給共同富裕做大和切好蛋糕帶來挑戰；社會階層固化給中等收入群體成長帶來了阻力；資源環境約束增加；體制改革進入深水區，要素市場化改革滯後，社會保障制度不完善，教育體制改革緩慢等問題日益凸顯。
6．縮小區域發展差距需要實施哪些新的區域均衡發展戰略？
縮小區域發展差距需要建立區域發展的整體框架，明確區域定位，統籌推進四大地區板塊協調發展戰略。東部地區要加快推進現代化，發揮示範引領作用，在更高層次上參與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率先建立全方位開放型經濟新體系。西部地區要積極融入“一帶一路”，強化開放大通道建設，構建內陸多層次開放平台，加大基礎設施投入，實施一批重大生態工程。東北振興要取得新突破，深化國有企業改革，著力優化營商環境，推動傳統產業數字化升級改造，加快發展現代農業，打造新競爭優勢。開創中部崛起新局面，打造現金制造業基地，在沿長江、黃河中下游以及京廣、隴海、京九等鐵路沿綫打造中高端產業集群，加快發展現代農業，構築生態安全屏障。
7．如何統籌效率與公平？＜nextpage＞
搭建“效率與公平兼容”的政策格局。打破公平與效率之間的取舍思維，著眼於打破競爭政策、產業政策和社會政策“不可能三角”理念，讓市場發揮資源配置決定性作用，從構建競爭政策、產業政策和社會政策三足鼎立格局入手，同時實現提高生產率、獲得新動能和促進共同富裕的目標。首先，堅持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改革的核心在於發育生產要素市場，打破間要素配置和流動的體制性障礙，在初次分配領域實現各得其所，既具有足够的激勵又創造出充分的效率。其次，更加注重以人為中心制訂和實施產業政策。最重要的是將更多的社會目標納入產業政策中，落實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經濟發展理念。最後，完善覆蓋全體人民和全生命周期的社會福利體系。通過推進改革和完善政策，在高質量發展基礎上，進一步提升生產率提高與分享的水平，是提高和實現潛在增長率的制勝法寶。
8．如何看待居民收入差距高位波動，完善初次收入分配的政策取向是什麼？
居民收入差距擴大帶來的負面影響應引起重視。它帶來了消費需求不足和內需不足，導致經濟增長速度下滑；帶來了社會階層的分化，不利於社會的和諧與穩定；降低了民衆對社會主義社會性質的認同感。這些負面作用最終會影響國家的現代化進程，甚至會導致經濟發展的停滯不前。初次分配是收入分配體系中的基礎性環節，建設合理的初次分配制度是夯實收入分配結構公平合理的重要基礎。初次分配的過程和結果是由市場主導的，決定各種生產要素報酬份額的大小和分配結果的合理性。初次分配的政策取向，主要應該是解決市場扭曲和市場不完善的問題，尤其是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完善勞動、資本、技術、土地、管理等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初次分配機制。
9．縮小收入差距為什麼要堅持就業優先、促進充分就業、提高就業質量？
近年來，中國的宏觀經濟狀況發生了顯著改變，為促進充分就業、提高就業質量創造了機會和挑戰。中國的勞動力數量和就業規模呈下降趨勢，勞動力的素質（受教育水平）大幅提升。但是，技術進步、貿易摩擦和新冠肺炎疫情衝擊也對就業的數量和質量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就業是民生之本，是勞動者創造社會財富，獲得就業收入，享受社會發展成果的最主要途徑。不管是在城市還是農村，收入差距的重要來源是不同就業者獲得收入的差別。一個勞動者的收入既決定於其勞動時間的長短，就業時間的長短，也決定於其就業質量的高低。充分就業不僅能為全部勞動者提供收入保障，而且會減少就業群體的收入差距。提高就業質量是指通過提高勞動生產率帶來工資收入上升的就業崗位的增加。＜nextpage＞
10．完善再分配政策的重要抓手是什麼？
國民收入再分配作為調節收入分配關系重要手段，可以防止收入差距過大甚至縮小收入差距。政府的再分配政策分為三大類，即稅收政策、社會保障政策和轉移支付政策。從再分配政策的傾向性而言，政府轉移支付應發揮“提低”的作用，個人所得稅和社會保障繳費應發揮“調高”的作用。通過“提低”和“調高”，可以縮小初次分配中形成的過大收入差距。相比於個人所得稅和各項社保繳費，政府轉移支付對收入分配的改善作用更明顯。
11．如何完善中等收入友好型的政策體系？
中等收入群體是維護社會穩定的中堅力量、支撑創新轉型的人力資本基礎、釋放消費紅利的主力軍。完善中等收入友好型的政策體系需要制定差異化的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策略；把“擴中”的重心放在“提低”上，“提低”的同時也要“穩中”。具體而言，一是減少中等收入群體在教育、醫療、住房和養老上的成本，防止其因為負擔過重重新降為低收入群體。二是通過改善營商環境、落實稅收優惠、資金補貼等財稅政策，促進中小企業和個體私營經濟的發展。三是通過完善終身教育和培訓體系幫助脆弱中等收入群體提高技能水平，提高其在就業市場的競爭力和創收能力。四是完善社會保障體系，提高中等收入群體應對不確定性衝擊的能力。五是穩定宏觀政策，抑制資產價格泡沫，促進中等收入者家庭財富的穩健積累。
12．緩解相對貧困，促進社會流動的路徑是什麼？＜nextpage＞
消解社會階層固化對於保持國家政治穩定和實現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在一個充滿活力的社會中，位於社會階層底部的人群及其後代有更多機會擺脫原有的階層、社會身份、家庭背景對其發展的束縛，實現階層的躍遷。中國仍然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在解決了絕對貧困問題之後，相對貧困問題依然突出存在。緩解相對貧困促進社會流動應重視多維相對貧困問題，打造覆蓋城鄉的扶貧治理體系。要聚焦能力貧困，特別注重通過教育、醫療衛生、技能培訓等手段提升相對貧困人口的發展能力。要建立城鄉一體的相對貧困標准和動態監測體系，及時精准識別相對貧困人口，將脆弱和抵禦風險能力低的各類潛在貧困群體納入扶貧治理體系。建立健全有利於市場機制和社會力量發揮作用的政策體系，加強對相對貧困人口的社會保障，形成覆蓋全民、統籌城鄉、公平統一、可持續的多層次保障體系。加大人力資本投入，公平開放機會，消除各類市場准入壁壘和市場分割，促進要素流動，對微觀個體形成正確的激勵，充分發揮微觀主體的發展潛能。
13．如何推動綠色發展轉型過程中的公正轉型？
在綠色發展轉型過程中，要更加強調公正轉型，共同分擔轉型成本，共享轉型紅利。為此，推進綠色轉型必須進一步建立健全生態保護補償制度，為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求提供青山、綠水、民富、民安的資源環境。推動綠色轉型要引入市場機制，建立區域用水權、排污權、碳排放權交易體系，有效探索不同交易模式，培育市場交易主體，不斷完善市場交易制度。要完善綠色轉型的基礎設施和配套產業建設。加強綠色轉型的投融資機制創新，推動更多主體參與，實現更加公平、高效的發展。將綠色發展機制融入區域均衡發展戰略，加大金融市場服務綠色發展轉型的力度，加強區域間減污降碳的協同治理，加強轉型過程中成本分擔和收益共享的公平性，對轉型過程中受損較大的地區、群體和行業給予針對性的財政、金融以及其他各類政策支持。
14．如何打破構建全民共享型社會福利體系的財政瓶頸？＜nextpage＞
隨著社會福利性支出比重不斷升高，構建全民共享型社會福利體系的財政體制障礙日益凸顯。一是與區域分割和人群分割相關聯的社會福利供給“碎片化”。二是合理提升保障標准受到不均衡財力承擔能力的制約。三是社會福利性支出的內部結構尚待優化。四是財力最為薄弱的市縣政府承擔社會福利項目的最大支出責任，由於市縣間的財力差異非常大，社會福利項目實現全民共享和區域均等化存在現實的困難。建設和完善全民共享型社會福利體系是政府的基本職責，需要得到公共財政的充分保障。遵循盡力而為和量力而行的原則，圍繞建立全民共享型社會福利體系這個大目標，以下幾個方面的改革亟待加快推動。第一，將非戶籍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納入統計和評估體系。第二，提升部分社會福利項目特別是社會保險類項目的支出責任承擔層級。第三，加大人力資本投資型福利項目的財政投入，改進財政投入方式與機制。第四，財政教育支出結構和方式要順應人口流動的新特征，與農民工市民化進程相適應。第五，啓動新安居工程，在深化改革的基礎上增加公共投入，提高住房保障水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