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8月4日電／據澎湃新聞報導，數據驅動時代，數據資源利用已不再是技術問題，更是倫理問題與權利問題。本文以加拿大多倫多Quayside項目遭遇的“數據鄰避運動”為例，分析其經驗教訓，並從建立數據治理體系、明確數據共享規則、強化數據倫理規範、完善協商溝通機制、探索數據產權制度、強化數據過程管理等方面，對上海數據治理提出了對策建議。
一、加拿大多倫多“數據鄰避運動”的成因思考
加拿大多倫多市Quayside項目是由谷歌子公司Sidewalk Labs聯合Waterfront Toronto公司在2017年計劃開發的智慧街區項目，該項目基於谷歌前沿科技和數據，意圖打造以人為本的智慧社區。然而，僅時隔三年，該項目由於數據隱私保護問題備受多倫多市民質疑與抗議而宣布終止。Quayside項目失敗的原因可歸納為三個方面。
1、缺乏健全的數據治理主體和規則體系
伴隨著數據成為重要的生產要素，界定數據權益的主體和規則就成為關鍵問題。Quayside項目的失敗在於，當利用公民數據建立、改善和優化城市治理秩序與促進經濟發展時，數據的采集、存放、分析、應用的主體和規則沒有在項目啟動時予以保證，引發市民對由科技公司主導未來數據世界可能導致的“霸權”予以抗議。大型科技公司作為市場的主體，同時也是數據的持有者，若無法對數據權益問題給出一個合理的解決方案，就必然會引發市民對個人數據隱私權利的憂慮。可以說，數據資源利用問題早已不是技術問題，更是倫理問題與權利問題。因此，需要通過健全數據治理體系，釐清數據權屬和利益劃分問題，明確數據治理的主體和規則，才能避免可能蔓延的數據鄰避運動。
2、缺乏數據治理的監督和協調機制
伴隨著數字素養的提高，社會公眾不再僅僅是數字服務的消費對象，而是越來越多地產生和使用數據，參與城市治理並擔任社會監督者的角色。Quayside項目中，由獨立的第三方收集並存儲測試站點中收集的所有數據，任何要求獲得數據的政府或私人實體都必須提交公開的“責任數據影響評估”，任何收集數據的設備都必須由信托機構披露，這種“數據信托”的數據治理方式沒有真正將市民納入到第三方的監督主體之中。實際上，在數據治理中，市民關注的重點其實並非“第三方”是否存在、是否公正透明，卻關注我是否是“第三方”中的一員，或者說我的意見是否可以影響或左右“第三方”。因此，政府作為數據治理的管理者和利益協調者，應該充分對企業和民眾利益進行協調，鼓勵民眾參與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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