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缺乏數據治理的開放共享與有效互動
數據驅動時代，無論是作為利用規範性技術設計的城市服務平台，還是對城市的大數據采集和分析服務，抑或是基於智能技術的城市移動服務場景，都是一種由技術賦權城市治理、社會服務與市場監管的手段與模式。Quayside項目的失敗教訓表明，僅僅依靠技術手段的烏托邦式數據治理方式，或許可以滿足公眾的想象，但可操作性尚待驗證，而回歸以人的生活、情感、意志為核心的數據治理框架，或許才是最本質的問題。比如，本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間誕生的“健康碼”就是一個形成城市、人、技術三者良好互動的正面案例。因此，數據的開放共享與有效互動將成為數據治理的一個重要方向，基於數字技術的價值將主要體現在如何最大限度地服務於人的發展與生活需求，並形成數字空間與現實空間的有效互動。
二、對中國數據治理的啟示與建議
1、構建數據治理體系，提升數據治理能力
破解數據鄰避困境的關鍵在於建立現代化的數據治理體系，要平衡政府、企業和個人三方利益，凝聚更多共識，共同促進數據治理的提升。其中，政府作為數據治理主體，處於核心主導地位，應首先進行頂層設計，完善數據治理管理機制，形成權責明確的組織架構和治理管理體制；強化數據資源管理體系，提升數據管理能力，包括數據架構、數據標準、數據質量、數據安全、數據隱私、元數據管理、數據全生命周期管理等多方面內容；強化數據監管，加強數據安全和信息安全，推動數據開放共享利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