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限之三在於美國低估了半導體產業生態演化的風險。從發展歷史看，隨著技術擴散和市場需求變化，半導體產業每20年左右即會發生一次範式轉化，形成新的產業生態。三星和台積電即是上一輪範式變化的主要贏家。然而，隨著半導體生產面臨工藝極限以及量子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未來20年全球有可能出現新一輪產業生態演化。美國“芯片法案”和“芯片四方聯盟”仍基於當前產業生態，其理念並不適應和引領未來需求，可能讓美國將過多資源投入到可能被顛覆的“落後產能”上。
基於上述局限，美國政府也試圖在“芯片法案”中增加更多限制性條款和附加措施，從而確保該法案成為強化中美半導體產業競爭的加速器。例如，美國將在法案中加入“中國護欄”條款，讓企業在中美產業政策中選邊。這無疑會開啟一國利用產業政策擾亂國際市場和全球供應的危險先例。
美國“芯片法案”和“芯片四方聯盟”將對中國半導體產業的外部環境構成一定影響。新冠肺炎疫情期間，世界主要經濟體均顯著加大半導體投入，半導體部分領域已出現一些產能過剩的跡象。“芯片法案”或將加劇這一趨勢，讓更多資金鏈緊張、產能落後的企業面臨困難。在此環境變化下，我國半導體產業發展需要更注重市場競爭風險，降低自立自強過程中的發展成本，遵循和適應全球半導體產業的市場規律。以美國芯片產業政策的局限為鏡鑒，讓我國相關政策更加精確，均衡布局每個賽道，實現更加可行的階段性目標，重點補足我國關鍵短板。充分發揮優勢，在下一代半導體、量子計算等具有顛覆性的領域做好預先布局和技術積澱，塑造未來國際競爭力。同時，我們也應看到“芯片法案”和“芯片四方聯盟”只是華盛頓一廂情願的單邊做法，對各國企業和政府的威逼利誘效果仍相對有限。當前，全球半導體產業的跨境合作與利益綁定仍是主流趨勢，我國需要以更開放的姿態繼續參與國際競爭及合作，在全球產業鏈內部尋求地位提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