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7月20日電／據環球時報報導，日本政府日前決定在今年秋天為遇刺身亡的前首相安倍晉三舉行“國葬”。二戰結束後，日本政府僅為前首相吉田茂一人舉行過“國葬”。由此能看出，安倍晉三對日本政治的重要性。那麼，失去安倍將給日本帶來怎樣的影響？要回答這個問題，必須明白安倍代表的政治力量及其主張的源流。
二戰後，吉田茂於1948年10月再次出任日本首相。1951年《美日安保條約》簽署，吉田實施了一條專注經濟發展、在防務與外交上向美國“一面倒”的“繁榮路線”，這被稱為“吉田主義”發展戰略，成為自民黨的“保守本流”。
1957年2月，安倍的外祖父岸信介在美國的扶持下出任日本首相。岸信介上台後，立即推動“自立路線”——走出“戰敗陰影”，恢復日本為“正常國家”。但在冷戰形勢下，日本不可能脫離美國的護佑。因此，岸信介採取了一條迴曲路線：首先修訂“一面倒”的安保條約，提高日本在美日同盟中的“自主”。這樣做似乎與美國利益相悖，但由於岸信介堅定的反共立場及其與美國政府的良好關係，更重要的是，當時的美國必須將日本扶持為自己在亞太的“戰略基石”。因此，美國配合岸信介，重修了《美日安保條約》。在新安保條約中，日本在美日同盟中的地位和作用（尤其是在防務和外交方面）有了顯著提高，但同時更加與美國綁定。岸信介的“自立路線”也成為日本政治中的“保守旁流”。
此後，“保守本流”和 “保守旁流”相輔相成：注重經濟的“繁榮路線”因綁定美國的“自立路線”而獲得美國的大力扶持，使得日本經濟在上世紀60－80年代快速發展，一舉躍升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然而，日本的快速崛起卻遭到了其“最重要盟友”美國的無情打壓。美國利用自己在同盟中的主導地位，一方面強力阻止日元國際化，另一方面逼迫日本接受了一系列有利於美國的經濟協議。以1986年的“廣場協議”為轉折點，日本經濟一蹶不振陷入“失去的二十年”。
進入21世紀後，快速發展的中國經濟成為亞太乃至世界經濟的引擎；同時，一極獨霸的世界格局也開始向一霸多極轉變。在此形勢下，美國已經從日本經濟的扶持者變為競爭者——“繁榮路線”的一個重要條件已然不在；而美國對日本的索取——尤其是在反恐和維護亞太霸權方面——卻不斷加碼，使得“綁定美國”的代價越來越大。昔日相輔相成的“保守本流”和“保守旁流”現在變得互相矛盾：要恢復經濟繁榮，就必須同美國競爭，但“綁定美國”卻成為日本與美國競爭的桎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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