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6月8日電／實現中國經濟穩定發展，必須減少社會成本，把各種資源用於創造財富，不斷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
首先，產業結構的調整，必須有利於鞏固基礎，實現可持續發展。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曾經出現一個誤區，認為服務業在國民經濟中所占的比重越大，中國經濟的質量越高。一些地方財政預算報告中，把服務業所占比重單獨列出，認為服務業所占的比重越大，說明經濟結構越好。一些城市甚至把金融服務業作為支柱產業，認為發展金融服務業，可以為企業籌措更多的資金，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對於中國這樣一個實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家而言，不能照抄照搬一些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經驗，利用市場經濟的外部性，通過發展金融產業，收割其他國家的財富。服務業在國民經濟中所占的比重，是由一個國家自然禀賦和生產力發展規律所決定的。中國應該根據本國的實際情況，各地根據自己的生產力發展狀況，制定服務業發展規劃。假如為了提高服務業在國民經濟中所占的比重，盲目地發展服務業，那麼，最終必然會導致一地乃至整個國家的經濟出現嚴重的空心化現象。
服務業分為生產性服務業和消費性服務業，生產性服務業也可以促進生產，而消費性服務業則可以促進消費。發展生產性服務業，對於擴大生產具有積極的意義。但是，如果不顧實際情況，盲目發展消費性服務業，那麼，最終必然會導致整個國家經濟出現問題。不可否認，分期付款等信用消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刺激經濟增長。但是，如果鼓勵寅吃卯糧，一旦外部環境發生變化，譬如進口遇到困難，那麼，中國經濟發展必然會面臨嚴峻考驗。當務之急是要採取切實有效的措施，提高生產效率，鞏固中國製造業大國的地位，通過發展數字經濟，創造更多的財富，確保中國經濟良性運轉。隨著數字技術的廣泛應用，許多中間服務行業完全可以被取代。譬如，國家可以通過建立統一的網絡，解決信息不對稱問題，那些依靠“信息不對稱”發展起來的中介服務，應當逐漸成為歷史。
第二，中國經濟結構具有顯著的特徵，國有企業在國民經濟中發揮主導性的作用。正因為如此，國有企業改革的成敗，決定中國經濟發展的好壞。國有企業的經營成本高低，直接決定社會成本合理與否。解決國有企業存在的問題，一方面必須牢牢把握改革的大方向，把不斷降低交易成本和管理費用作為改革的目標，把不斷滿足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需要作為改革的終極目標；另一方面，必須採取切實有效的措施，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解決我國國有企業治理結構叠床架屋的問題。
第三，數字社會要求建立數字經濟體系，同時也要求建立數字政府，解決行政機構人浮於事問題。行政管理中，一些政府部門為了證明自己的重要性，會不斷地製造問題，強化自己的存在感。解決問題的根本出路就在於，釜底抽薪，通過減少政府部門，充分利用人工智能和數據庫，一竿子插到底，徹底解決行政結構不合理帶來的社會成本居高不下問題。
從已經組建數據管理部門城市的運轉情況來看，由於各種數據集中到數據管理部門，因此，一些部門根本沒有存在的必要。數據管理部門完全可以利用人工智能技術，直接收集城市運轉的各項數據資料，並且利用數據庫進行數據的分析整理，及時發現問題，供決策部門參考。減少行政部門，一方面可以節約行政開支，把大量資金用於創造財富上面；另一方面也可以減輕居民的負擔，避免出現擾民現象。“讓數據多跑路，人員少跑路”，已經成為我國政府改革的目標之一。充分利用人工智能技術和數據庫，解決行政管理中存在的問題，精兵簡政，對於我國現代化建設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事實證明，科技進步可以提高管理效率。只要充分利用數字技術，解決發展中存在的問題，就一定能減少社會費用，把更多資源用於改善人民生活方面。
減少社會成本，是實現共同富裕的基礎和前提。祗有大幅度降低社會管理成本，減少國有企業的交易費用，中國社會才能實現可持續發展。
來源：北京日報 作者：喬新生（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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