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正解釋道，“賽馬”制度通過分散化、分階段資助的方式，在前期對多個團隊給予小額資助，根據研發進展及時予以調整，按照技術路線成熟度和完成情況，採取加大、縮減支持力度，或終止、合併項目等方式，使研究力量和科研資源逐步集中在優勢方向上，提供科研資源使用效率。
浙江省也嘗到了“賽馬”制度的甜頭。新冠肺炎疫情期間，相關部門選擇省內優勢企業，並行支持10餘款檢測產品研發，以3個月為期開展階段性評估，及時叫停進展不良的項目。最終，東方基因公司脫穎而出。該公司與杭州醫學院聯合研發的新冠病毒抗體檢測試紙獲國家藥監局批准註冊，成為浙江省首款獲批的新冠病毒抗體檢測產品。
對“賽馬”制度的探索不止於此。北京、上海、深圳、雲南、山東等地也在積極探索採用“賽馬”制度解決“急難險重”的科學問題。
這種探索得到業界人士認可。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科學院院士崔向群表示：“多採取‘揭榜’‘賽馬’制度，通過多方有序競爭激發創新激情與活力，真正讓有優勢的地方和單位承建，形成協同創新、良性競爭的有利局面，全面支撐重大戰略共性技術和產業發展。”
“賽馬”制度有特定使用領域和範圍
但“賽馬”制度並非萬能公式。全國人大代表、北京工業大學材料與製造學部教授秦飛在接受科技日報記者採訪時表示，“我認為，在一些高難度、不確定性大、比較前瞻性項目可以採用‘賽馬’機制。但不宜過多採用，因為可能會造成人力、物力浪費。”梁正持有類似觀點，他認為，“賽馬”機制在實施中面臨的主要困難就在於確定其適用領域和範圍。
以美國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局（DARPA）為例，它就採用了“賽馬”機制進行項目資助管理，主要適用研發目標或考核指標明確但路線和實現方式尚不確定的項目，比如原型技術開發。
梁正認為，對更前段的基礎研究而言，由於結果存在較高的不確定性甚至是未知性，不同路線之間甚至不能簡單比較，從而在很大程度上採取的是科學共同體評價，甚至是類似諾獎這樣事後評價的“錦標賽”機制，“而對於技術經濟指標和應用前景要求都更加明確的應用開發甚至是產業化項目，則更適用於招標採購方式，沒有必要平行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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