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鄉和地區發展差距是共同富裕的最大痛點，究其原因，時空限制、資源約束和地方保護等是主要症結。數字經濟依托數字平台和無所不在的互聯網，以社會資源精准配置為核心，重新構建新型社會化分工合作體系，變傳統的固化的商業價值鏈為發散的競爭的商業價值網，有助於打破存在於城鄉和地區發展上的各種束縛，促進均衡發展。比如美團配送平台覆蓋全國2800個縣級以上的城市，涵蓋餐飲、生鮮、商超、書店、鮮花等620萬多品類商戶，就是數字經濟通過“長尾效應”釋放居民的多樣化個性需求，並推動滿足這些需求的小規模柔性生產發展，使得偏遠地區的小微企業也有機會參與頭部平台的整體運作的最好例證。
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是共同富裕的基礎保障，這一方面有賴於數字基礎設施的建設，我國這方面發展迅速，工信部數據顯示，截至2021年6月我國移動寬帶覆蓋超過99%的行政村；截至2021年9月我國5G基站數量超過100萬個，占全球總數的70%以上。另一方面就是基本公共服務提質增效，大力推進智慧城市和數字鄉村建設。例如，浙江省德清縣依托17個圖層、232類數據的數字鄉村底圖探索鄉村治理可視化，借助6大類、534個感知設備的物聯感知網挖掘鄉村散落數據，加之數據共享應用，實現了實時提供便民服務、掌握村情民意、預警處置事件的智能化鄉村治理，充分體現了數字經濟治理的精准性、協調性和有效性。
值得強調的是，數字經濟並不會自發生成共同富裕。馬克思曾經深刻揭露機器的資本主義應用給社會帶來的階級分化和經濟停滯弊端，數字技術在不加干預的資本邏輯運行中，同樣也會出現大平台企業壟斷、數字鴻溝擴大、“馬太效應”加劇等風險，導致貧富分化和社會撕裂，與共同富裕的內在要求背道而馳。所以，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在充分認識和用好數字經濟的同時，必須堅持黨的領導、堅持發揮社會主義制度優勢，使數字經濟成為新時代賦能我國全體人民走向共同富裕的精兵利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