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益於數字新基建這塊“肥沃的土壤”，我國數字應用基礎服務日益豐富。互聯網及科技企業不斷向下沉市場發展，帶動農村地區物流和數字服務設施不斷改善，推動消費流通、生活服務、文娛內容、醫療教育等領域的數字應用基礎服務愈加豐富，為用戶帶來數字化便利。
隨著互聯網應用和服務的廣泛滲透，我國逐步構建起數字社會新形態：8.88億人看短視頻、6.38億人看直播，短視頻、直播正成為新的生活方式；8.12億人網購、4.69億人叫外賣，購物方式、餐飲方式發生明顯變化；3.25億人用在線教育、2.39億人用在線醫療，在線公共服務進一步便民利民。
中國互聯網協會咨詢委員會委員高新民總結說，我國網民規模超過10億背後，互聯網發展呈現四方面特點：形成了全球規模最大、應用滲透最強的數字社會；農村互聯網普及率進一步提升，城鄉差別正在縮小；中老年網民規模增長最快，普遍服務得到重視；互聯網平台經營及數據安全加強監管，引導互聯網產業健康有序發展。
數字治理邁上新台階
70年前，英國學者李約瑟在其編著的15卷《中國科學技術史》中提出著名的“李約瑟難題”：儘管中國古代對人類科技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但為什麼科學和工業革命沒有在近代的中國發生？
在騰訊研究院首席經濟學顧問吳緒亮看來，其原因之一就在於那些技術雖然有一定的“技術效應”，卻沒有發揮出明顯的“配置效應”，“我們現在提經濟高質量發展，提國家數字競爭力，就是因為，誰能抓住數字技術這個機遇，誰就能在未來成為強大的企業、強大的產業、強大的國家”。
幸運的是，依靠強大的數字新基建和豐富的數字應用生態，這一次中國抓住了先機。吳緒亮表示，共享經濟、平台經濟、雲端經濟、直播帶貨等數字經濟新業態新模式，本質上都是各種生產要素的重新配置。而資源的大規模重組和優化，必然會帶來經濟社會整體的大規模變革、創新和經濟持續高質量發展。
長遠來看，要實現高質量可持續發展，捍衛來之不易的數字經濟“先手棋”，更離不開制度護航。今年以來，我國針對數字經濟陸續出台一系列強有力的監管措施：《關於平台經濟領域的反壟斷指南》印發實施，《數據安全法》和《個人信息保護法》先後出台，數字治理立法及監管的方向日益清晰。
“數字化發展尤其需要適合其發展規律的良好生態。”工業和信息化部部長肖亞慶表示，要完善數據資源管理，加快構建適應數字經濟發展規律特征的監管規則，強化網絡安全保障，推動網絡安全產業創新發展。同時，要深化數字經濟領域的國際合作，打造開放公平、非歧視的數字營商環境，推動構建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
來源:經濟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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