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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英文當局貿易政策的抉擇及其政治影響
http://www.CRNTT.com   2021-10-04 00:18:49


蔡當局的貿易政策被證明偏離了時代的運行潮流
表1:台灣地區與主要貿易夥伴貿易總額占比(%)對照表
  中評社╱題:蔡英文當局貿易政策的抉擇及其政治影響 作者:杜世雄(廈門),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貿易政策的制定不僅受到政治行爲體貿易需求的影響,往往也摻雜著複雜的政治因素。在政治利益的驅動下,蔡英文當局將對外連結列爲貿易政策制定的首要選擇,并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兩岸貿易夥伴關係,造成了不良的影響。不難發現,蔡英文當局的貿易政策主要圍繞其政治取向運行,旨在將其作爲塑造民意、應對政黨競爭以及操縱選舉的工具。但也必須注意到,這種非理性的貿易布局并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且呈現明顯的後勁不足,并不能服務於蔡英文的政治需求。過分的追求政治利益的提升,不僅有可能造成民意的反彈,而且有可能影響島內政黨競爭格局的變化,導致兩岸結構性矛盾的進一步凸顯。

  2016年,蔡英文攜民進黨以壓倒性的優勢重返執政,并且於2020年實現了高票連任,其個人的自信與執政資源在這過程中得到了空前的提升。在完全執政的背景下,蔡英文的政策制定表現出濃厚的意識形態特徵,一方面堅持“柔性台獨”立場,大搞“去中國化”,奉行親美日對抗大陸路綫;另一方面推動“新南向政策”,以提升“經濟自主性”①。在拒絕承認“九二共識”與倚美抗陸情緒的影響下,蔡英文制定政策主要圍繞維持內部穩定、擺脫對大陸的依賴爲中心②。在政治利益的驅動下,蔡當局制定政策的非理性因素增加,不僅導致決策粗糙,且缺乏可持續的動力,對於兩岸關係的負面影響相對顯著。進入執政的第二任期,蔡英文必然需要重新衡量其政策制定的得與失,否則將有可能因爲政治環境的惡化而導致“討厭民進黨”情緒的再次攀升,推動島內政治的重新洗牌。以貿易政策的制定和執行作爲研究對象,可以從細微之處觀察蔡英文的執政策略,分析其與環境的互動過程。

  一、蔡當局貿易政策的內容及特徵

  早在民進黨首次執政時期,李家泉就曾指出,民進黨一方面害怕丟失政權,另一方面又不懂經濟,因此總把主要精力放在“鬥爭”上③。他們往往在政治議題上提出中共無法接受的條件,以此達到“拒統”和“拒和”的目的,而同時又可把責任推給中共。在“全面執政”與高票連任的影響下,蔡當局推行貿易政策同樣存在著“鬥爭”與非理性情緒,一方面,對於兩岸貿易進行冷處理;另一方面,對於美日、東南亞國家的貿易熱情繼續高漲,具有內外不一的特徵。

  (一)蔡當局貿易政策的主要內容

  加強對外聯結。台灣經濟發展的自主性較低,對外依賴性強。隨著國際局勢變化加快,世界各國(地區)也積極調整貿易政策,以適應局勢的發展,蔡英文也不例外,其2016年與2020年兩次就職演說曾先後指出:加強和全球及區域的連結,積極參與多邊及雙邊經濟合作及自由貿易談判……提升對外經濟的格局及多元性等;致力讓台灣經濟走向世界……持續引導產業布局全球④。重返“執政”以後,蔡當局將擴大貿易布局,參與國際經貿組織和區域整合列爲政策重點。一方面,加強與美、日的經濟關係,不斷謀劃對美日等國家的“投靠”。除了以主動示好的方式如全面開放美豬、開放日本核災區食品以尋求雙方的自貿協定外,還不斷強化與美國周邊國家的經貿關係,如與中南美洲國家簽署FTA等,加快向美日的投誠。另一方面,蔡當局也嘗試加大與新興經濟體的聯結,同時積極謀劃加入區域經濟整合。2016年年底,蔡當局啓動了“新南向”政策,積極在經貿、“外交”、人文、社會等各領域強化與東南亞、南亞的聯結與合作。爲此蔡英文曾指出“台灣已經爲加入多邊貿易體系作好準備……與重要貿易夥伴洽簽雙邊貿易協定的工作也正逐步進行⑤”。除此之外,蔡當局也積極謀劃推動加入國際經濟組織,除了不斷尋求在國際經貿組織的發言權外,也積極推動加入區域經濟組織如CPTPP等。

  弱化兩岸經貿合作。作爲台灣最大的貿易夥伴,大陸是影響台灣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但是受制於兩岸關係的影響,蔡當局貿易政策的制定往往摻雜著複雜的政治因素。2016年上任之初,蔡英文曾將兩岸經貿合作的關係判定爲“結構上越來越是一個競爭性的關係”,并指出“要去尋找在經濟結構上互補性比較強的國家⑥”。因此,蔡英文雖然提出維持兩岸關係發展的現狀,但是仍不可避免的對兩岸貿易政策進行了調整。一方面,發展兩岸經貿關係的主動性較低。相比於馬英九當局上任一個月內重啓兩岸中斷十年的制度性協商,兩個月內啓動兩岸直航并在隨後推動兩岸“大三通”,并且在8年時間推動兩岸簽署23項協議,蔡英文主動推進兩岸貿易往來的意願較低,且政策執行更爲嚴苛,對兩岸關係進行“冷處理”乃至邊緣化的力度更大。另一方面,推行兩岸經貿合作的限制措施。2018年台灣當局召開“對外經貿戰略會談”第六次會議,曾提出“儘速提出中長期經濟戰略調整的方向和構想”,指出“台灣是全世界抵抗中國(大陸)壓力的最前綫⑦”。爲此,蔡當局不惜以犧牲兩岸經貿關係的深化爲代價,推動台商“回流”政策,加強對於兩岸經貿合作的管控,如在2019年3月提出包含有經濟政策在內,所謂“反制‘一國兩制台灣方案’七大綱領”,以此作爲台灣地區行政管理機構和立法機構推行政策與修訂“法律”的行動準則⑧,同年年底通過了《反滲透法》,從另一個層面製造了兩岸隔絕的狀態,造成了兩岸關係發展的停滯。

  (二)蔡當局貿易政策的特徵

  顯著性的意識形態掛帥。作爲反對黨出身的民進黨,至今沒有放棄反國民黨以及“台獨”的意識形態,這對蔡當局的政策制定過程仍有重要的影響。一方面,蔡當局不願意沿用國民黨時期的政策,更傾向於“另起爐竈”,其貿易政策體現出反國民黨態勢。因此,蔡英文重拾了“南向”政策,并且對馬英九時期的相關政策進行了調整。另一方面,蔡當局推行貿易政策也表現出某種程度上的“獨立”性,其一是否認兩岸經貿交流的成果,將兩岸關係的動態變化歸結爲大陸的“打壓”,稱“惠台31條”、“26條措施”爲意圖影響“大選”、“逼迫台灣人民接受‘一國兩制’”的方案,并表示“答案袛有三個字:不可能”⑨。其二是收緊兩岸經貿合作的窗口,在不繼續擴展兩岸合作領域的基礎上,減少兩岸合作的領域,如禁華爲、禁大陸淘寶、愛奇藝等。

  政治表達與實際行爲相矛盾。民進黨作爲崛起於台灣本土的草根政黨,其政治表達更偏向於極端化,但在執行上卻往往出現背離。一方面,雖然明確表示要降低對於大陸的依賴,但是卻不願意放棄大陸市場。2010年,蔡英文曾極力阻止兩岸簽訂ECFA,但執政以後卻對此陷入沉默,不僅不樂見ECFA停簽,還經常以此反嗆大陸打“經濟牌”。面對兩岸貿易額的逐年增長,蔡英文總是鼓吹自己“三年有成”,但卻閉口不談大陸市場對台灣經濟的增長的貢獻。另一方面,對開拓國際市場表現出充足的熱情,但是卻缺乏經營的動力,效果不佳。蔡英文上任初期曾有意引導資本加大對於新南向等新興國家和主要發達國家的投資,2016年對日本與新加坡投資分別增加約13倍與5倍,隨後對美國與東南亞投資金額也有顯著提升,但是不到兩年就開始衰退。貿易額的增長同樣如此,如新南向政策執行五年卻效果不彰,大部分國家與台灣貿易額占比呈現逐年下降的狀態。除此之外,蔡英文加入國際經濟組織的過程也表現出嚴重的不一致性。雖然蔡當局積極主動配合美國的印太戰略布局,并持續表態“台灣已經準備好且很樂意、也有能力在印太以及其他地區做更多事”,但是也無法阻擋美國的經濟“敲詐”而不得不開放美豬市場。在區域經濟合作層面,被排除於RECP之下的台灣,尋求加入CPTPP的過程也并不順利,表現出邊緣化的傾向。(見表1)

  (表1:台灣地區與主要貿易夥伴貿易總額占比(%)對照表)

  二、蔡當局貿易政策抉擇的政治思維

  作爲反對黨出身且擅長於選舉的民進黨,維持政黨的執政地位,獲得政治支持最大化是其制定政策的目標和追求,對於蔡英文而言更是如此。在“選舉至上”等政黨氛圍的影響下,蔡當局制定貿易政策的每一個過程都充滿著政治的考量,在每一個政策推行的背後,都隱含著對於選票的痴迷與對執政地位的貪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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