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6月11日電／據大公報報道，附圖為晚清吳昌碩書北宋拓本“獵碣”，即石鼓文。他自幼潛心篆書，不斷地臨摹和專攻這種體系的古文字；無論書法、篆刻與畫，都以這種篆法為基礎。正如他的長詩有咏：“時作古篆寄遐想，雄渾秀整羞彌縫。山骨鑿開混沌竅，有如雷斧揮豐隆。”其篆書用筆凝煉遒勁，氣度雄沉，蒼厚老辣，古樸內蓄，以骨力取勝，風神自現。老年時期，更能遺貌取神，變方為長，挺健具欹側之勢。坊間仿吳昌碩集字書石鼓文的贋品，最大破綻是過於刻意仿其結字與外形，而不內斂，更缺乏骨力。
石鼓，是我國最早的刻石，也是歷史上十分重要和珍貴的文物。十個石鼓上，各刻四言組詩，每首約十八九句，是征旅漁獵的咏歌；其體裁是三百篇里從沒有見過的；而所刻文字，可說是篆書之祖。嚴格而言，石鼓的形象，並不像鼓；稱為石鼓是不對的。唐代蘇勗名為“獵碣”，因為乃記載秦國君權貴狩獵的事。其實，概稱作“秦刻石”較為妥貼。至於是秦人什麼年代的刻石呢？歷來專家們眾說紛紜，莫衷一是。遠在唐代，學者皆誤以為是周宣王時代太史籀所書，視作籀文。宋代文士則認為“無三代醇古之氣”（翟耆年《籀史》語），應“非史籀跡”。鄭樵進一步指出石鼓文所用的有些字，到戰國秦代才出現；而且根據銘文的“嗣王”，認定為秦惠文王之後、秦始皇之前所刻。不過，“嗣王”乃指周天子，銘文里秦君還稱“公”，故又可能是惠文稱王以前之作；但其文體、字體與書法俱與春秋時代迥異，反而甚接近戰國時期的秦人刻石風格。根據個人手上較可信的資料，覺得近代專家唐蘭指“石鼓應列於戰國中葉”比較合情合理，亦符合銘刻的發展（見一九五八年《故宮博物院院刊第一期《石鼓年代考》）。
另一引申的問題，是石鼓文的拓本。唐代詩人杜甫謂：“陳倉石鼓久已訛。”韋應物也說：“風雨缺訛苔蘚澀。”可見當時原石已剝泐不堪，受風吹日曬，任人損毀。北宋司馬池才把它們移到鳳翔府學。此後，歷代舟車運載，輾轉相傳，不斷地“既擊既掃”，數百年間拓得太多；原有七百多字，殘存者不及三分之一。後來岐下翻刻本，明代楊慎之流假造的偽本甚多；而很多“北宋”拓本，其實是元以後的拓本，使人真假難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