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龐大的市場規模，促使產業鏈各個環節中的頭部企業跑步入場，尤其在城市級計算、平台與基礎設施、感知通信以及頂層設計等各個層面上，已經遍布華為、騰訊、阿里、京東等巨頭的身影。
在多年的智慧城市市場爭奪戰中，巨頭們也逐漸形成了差異化的智慧城市戰略路徑，例如騰訊的WeCity、華為的智能城市體、京東科技的智能城市操作系統、阿里的城市大腦等。
京東科技集團數字城市群總裁鄭宇認為，目前參與國內智慧城市及相關細分領域布局的企業主要可劃分為三類——信息化系統集成公司、雲服務提供商和各類特定場景的技術服務商。
據介紹，從2019年成立至今，京東智慧城市業務已經相繼在北京、上海、天津、雄安、南通、大同等數十個城市和區域以不同形態落地。
在鄭宇看來，京東科技的智能城市操作系統的定位就是“PC上的Windows”，支撐智能交通、智能規劃、智能能源等的各類垂直應用可以看作Office等軟件。具體而言，智能城市操作系統可以把城市數據感知、城市數據管理、分析和挖掘以及城市服務串聯在一起，不斷升級、迭代。
阿里雲則首先聚焦於C端，從人們感知力更強的、效率提升最容易用數字衡量的交通治理切入。而在提升G端也就是政務效率上，阿里雲的思路則更多是通過旗下釘釘來承接。2019年9月，阿里雲曾拿出上億元補貼提供春雷計劃，在全國建立百個數字化縣鎮。2020年9月，全國又有32個區、縣與釘釘進行簽約加入該計劃。
對於華為來說，智慧城市則是其雲戰略落地的重要載體。據了解，華為在去年提出了“城市智能體”概念，通過建設“眼、腦、手、脈”齊備、全域協同、立體感知具有深度學習能力的智能系統，用數據驅動業務創新，通過全場景智慧等方式與國內的各大城市展開合作。
其他科技企業也對智慧城市有所涉獵，大多以解決某項業務的“點”出發，同時加入自身的業務特色。
業界認為，儘管角逐智慧城市市場的切入點各不相同，但“條條大路通羅馬”，參與者們的目的很明確，就是要在人口紅利和流量紅利逐漸消退的當下，努力搶食智慧城市這一萬億級市場大“蛋糕”。
“金礦”下難掩問題和“衝突”
不過，作為巨頭未來戰略集中爆發且多有交叉的巨型賽道，智慧城市戰場潛藏著數不清的“金礦”，同時也難掩問題和 “衝突”。
電子科技大學計算機科學與工程學院院長申恒濤認為，部分企業本身主營業務與智慧城市無關，但基於國家政策紅利而轉型，合作推出整體解決方案，通常以生態圈之名分包，繼續拓展企業的盈利邊界。
申恒濤說，大家都看到了智慧城市市場的前景無限，但目前各地不少智慧城市的建設不夠透明，且存在無統籌、無生命力、無差異和經濟效益低、數字化轉型成效低、智慧化水平低的“三無三低”問題。
國家信息中心信息化和產業發展部主任單志廣則表示，在智慧城市的建設過程中，很多人懂技術，但是不懂城市和經濟的發展規律，對城市發展路徑的探索應至少占70%的工作，複雜系統的關聯和平衡協調才是決定未來智慧城市能真正建成一個航母級系統的關鍵，需要用自由流動的數據要素倒逼現在科層制的城市管理、社會治理、公共服務。而且智慧城市將是一個自演化、自生長的系統，不斷演進和迭代，每年需要進行調整調優，不能用過去的電子政務思維來看今天的智慧城市。
科技巨頭也從自身的實踐中，看到了智慧城市建設中的問題所在。
“整個智慧城市的建設，其實是一個大的系統工程，它不是一天能建成的。”鄭宇說，想要建設好智慧城市，需要解決這四大問題：一是需要建立一種可真正稱之為“共享”的底層生態，而不是傳統的總包＋分包的模式，否則最終結果只會是各自為政，出現例如數據孤島等問題；二是需要在數據共享和數據安全之間取得平衡；三是要打造可行的商業模式，“造血”來源不能僅僅是政府，單一的資金渠道在耗資巨大的智慧城市項目的進一步建設過程中會顯得後勁不足，不利於智慧城市的建設；最後是人才問題，需要既懂大數據、人工智能又懂城市業務以及對政府很了解的複合型人才。
阿里雲智能副總裁趙正綱則指出了城市智能化中重硬件輕軟件的問題。他表示，過去一提智慧城市第一反應就是大量地上硬件、服務器、存儲、網絡、攝像頭、傳感器、線圈等各種相關的硬件設備，而從這些設備獲取的海量數據卻未能有效利用。“打通之後的數據怎樣能夠真正在線地利用，能夠分析、利用並且回饋給數據的來源，這是我們整個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可能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而在華為智慧城市解決方案總裁王彬看來，智慧城市發展到下一步，面臨的問題會變得更加複雜多樣。他舉例說，一個交通信號燈的控制，背後是需要有嚴格整體規劃的。然而有些項目用一個算法解決了部分路口擁堵，卻導致周邊幾十個路口擁堵，本質上並未解決真正的問題。“技術和業務場景就像一個無窮大的符號一樣，分別處於兩頭，只有互相促進、提升，最終才能使整個城市更加智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