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北約從未努力搞清楚叛亂。大多數專家和軍人對其所運用的“部族的”“種族的”等形容詞意味著對這一運動的現實嚴重缺乏了解。更主要的是，籌建一種可替代的司法系統、各個地區間的官員輪換、以阿富汗百姓為目標的有效宣傳或許原本可從2003年起讓有可能叛亂的軍事和政治領導人警醒。
這種盲目性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某些災難性的戰略決策，尤其是沒能預測到塔利班在東部和南部普什圖族人區域之外的推進，和對烏茲別克斯坦人及塔吉克斯坦人的招募。此外，有關塔利班內部分歧的討論如果能夠為咨詢公司行業提供充分的資訊，就絕不會出現相關的作戰行動。另外，美國沒能提出一種協調戰略。自從美國開始出兵以來，巴基斯坦政策就是阿富汗問題的核心。自從1994年塔利班組織崛起以來，巴基斯坦一直支持它，原因主要是其與印度的對抗關係。
儘管北約在阿富汗本土的各種行動產生了瓦解塔利班的作用，但塔利班領導人因免遭美國打擊而受到了保護。因此，所有反暴動的行動因阿富汗與巴基斯坦邊境的漏洞而注定失敗。然而，美國的政策從未對伊斯蘭堡施加必要的壓力。
此外，在整個司法範圍以外的特別軍事行動不斷增多是阿富汗百姓轉變的一個重要因素。根據暗箱操作確定的名單進行有針對性的清除，肆意逮捕，時而還實施酷刑，舉止粗暴地培訓民兵（例如美國中央情報局在東部的培訓），冒險與一些部族集團結盟，所有這些做法導致西方軍隊越來越不被接納。西方軍隊沒有幫助鞏固公正且保障權利的當局，反而參與到當地的鬥爭中，促使戰敗者重新參與暴動。
最後，指導種種“國家建設”政策的是一種新自由主義觀點，它使得西方大企業，主要是美國的，得以截取援助資金。一連串的外包做法使得獲取合同缺乏真正的競爭。
除了上述情況，北約內部的種種困難或許也可為這一歷史性失敗添上一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