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此，我有三項建議：一是構建青年政治人才庫，從小開始培養、培育及儲備未來特區政府管治人才；二是完善政治“旋轉門”制度，不拘一格從企業、社團、高校、智庫等吸納人才；三是建立與國際組織、內地和香港從事公共管理人員的交流和掛職制度，以體驗式學習形式互相瞭解兩地公共管理情況的不同，例如大灣區的公務員可以互相交流任職，促進兩地政治文化的溝通，也便於進一步相互理解，換位思考。例如最近鬧得沸沸揚揚的沙嶺墳場事件，這其實是香港經過了很長時間的策劃、論證之後做的決定，從科學性來說或許很到位，但從大灣區的角度來說顯然無法接受。我認為港府應該實事求是、公開透明地向公眾解說，避免政治化。
破除“政治中立”迷思
“政治中立”是指西方國家規定文官在國家政治活動中保持“中立”立場，即文官不參與政治活動，相對各政黨、利益集團居“公正”、“超然”地位，不介入政爭漩渦，保證文官擺脫黨派、種族、宗教等方面的紛爭，使文官客觀、公正、獨立地為國家服務的制度。文官的政治中立是同政治制度中的多黨制、有限政府制相配合的制度，是為了保證多黨制之下的政策連續性，保護政府一般行政人員免受政治變遷的衝擊而建立的。美國、日本、德國等國禁止文官參與政黨的一切活動。英國中級以下的文官在部長允許下可以參加政黨，擔負一定職務和發表有關政治言論，但高級文官則要儘量避免參加政黨活動。法國採取折衷方案，允許文官在工作之餘參與政黨活動，但要遵守“克制保留義務”，在工作中保持絕對“中立”。
香港的“政治中立”原則由港英政府引入，由於香港沒有“政黨輪替”，因此香港的公務員在維持“政治中立”前必須“效忠港督”。按照《英皇制誥》和《皇室訓令》的規定，公務員的任命和升遷全由港督決定，擁有決策權的高級官員通常由英國政府直接委派，負責執行決策的本地官員則由殖民政府招募和管理，所有官員必須對港督負責；直到上世紀八十年代，才基本實現了公務員隊伍的本土化，而此前植入的“政治中立”原則，表面上看似“去政治化”，實際上是強化了行政官僚對港督的忠誠度，從而減低對殖民統治的威脅。
香港回歸後，特區政府順其自然地繼承了港英政府的“政治中立”原則；然而，當局卻未能有效將其與“一國兩制”相適應，也未能好好說明“政治中立”必須以“效忠政府”作為前提的基本事實，導致不同政治陣營有機可乘。尤其是高官問責制實施之後，公務員甚至認為他們沒有義務協助問責官員從事政治工作，導致香港出現嚴重的政治內耗。
由此可見，香港有必要完善公務員的宣誓制度，改革公務員的委派、任命和升遷制度，從公務員培訓和考核入手，強化其對“政治中立”的理解，尤其是必須認識“政治中立”的前提是“效忠香港特區”。根據《憲法》和《香港基本法》，香港是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香港的公務員毫無疑問是中國的公務員，效忠國家、效忠特區是公務員必須遵守的政治倫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