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使得數字排斥問題更加凸顯。因流行病而實施的社會隔離迅速增加了人們在很多領域（從食物和服務到教育和辦公）的互聯網依賴。這使得那些無從獲得網絡服務的人更加與社會隔絕，例如，在社會上大多數人都轉向互聯網來保持社交聯繫的情況下，並非所有人都擁有這個機會。
在很多人都在盡情享受數字化帶來的便利的情況下，我們忘記了那些受困於數字化、甚至為此變得寸步難行的群體：因不會或不方便上網而無法購買回家火車票的農民工，不用智能手機、無法出示健康碼而被公交拒之門外的乘客，被打車軟件變相剝奪了打車便利的非打車軟件用戶，不會操作App而無法掛號和就醫的患者，未作人臉識別而導致無法領取養老金的老人等……
由此可見，少數被數字化排斥的群體，其排斥源是多種多樣的，包括年齡、教育、殘障、收入、失業、地理位置以及文化或語言等因素。而那些已經處於社會或經濟劣勢的人，被數字排斥的可能性會更高。必須意識到，數字排斥實際上是社會排斥之一種。而數字排斥也不僅限於無法訪問手機和上網。成為合格的數字化使用者，光解決了上網問題還遠遠不夠，尚需要足夠水平的數字素養，以便識別何時需要信息，並具有查找、評估和有效利用在線系統的能力。
從這個意義上說，數字排斥要求社會採取一系列複雜的政策應對措施，這遠遠超出了僅僅增加硬件提供和支持水平就可以假設任何“溝壑”都可被“彌合”的程度。如果僅有一部分社會成員可以使用信息工具，例如在線學習、電子病歷和電子政務服務，那麼社會將朝著不平等方向傾斜。
在缺省設置上，有關服務的數字化應採取包容性方法，而不是強制性方法。比如，如果有人不能在線履行義務或覺得過分困難，則不應被強迫在線履行。對於相當一部分人，消除數字訪問的特定物理或財務障礙，就足以使他們受益於數字包容。但是，從根本上，有必要消除更廣泛的社會和經濟障礙，以便為增加數字包容性而設計的干預措施創造出更有利的條件。
來源：光明日報 作者：胡泳（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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