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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間交流是促進兩岸社會融合和心靈契合的主要途徑 |
中評社╱題：新形勢下兩岸互動的困境與民間交流作用芻議 作者：汪濱（武漢），華中師範大學政治與國際關係學院副教授、華中師範大學台灣與東亞研究中心副主任；許貝（武漢），華中師範大學政治與國際關係學院碩士研究生
民間交流是促進兩岸社會融合和心靈契合的主要途徑，既要堅決反對人為限縮兩岸交流合作，也不能帶有急功近利的心態為了交流而交流，而應秉持細水長流、循序漸進的策略加以推進。基於此，有必要進一步深化和創新兩岸民間交流模式，培育兩岸關係發展的新機遇，積極發揮社會組織和力量的作用，鼓勵兩岸民間共同機構的設立，針對共同的問題、議題開展民間合作與協同，於微觀處培養和擴大共同利益的基礎，促進兩岸民間利益共同體的形成。
近年來，台海形勢更加複雜嚴峻，兩岸關係緊張動盪，彼此互動日漸趨於負向性。在此背景下，兩岸民間交流深受影響，新冠疫情在全球的大流行，不僅進一步阻礙了民間交流的開展，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兩岸民眾間的對抗性。為此，在兩岸互動的新形勢之下，兩岸民間交流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就顯得尤為突出，如何繼續有效開展和推進兩岸民間交流，使之在兩岸民眾間發揮“釋疑增信”作用，其意義也不言而喻。
一、新形勢下兩岸互動的現狀及其特徵
民進黨當局自2016年執政以來，拒不承認“九二共識”和“一個中國原則”，不僅在大陸政策上停滯、倒退，以至於兩岸政治互信喪失，而且更藉助中美戰略競爭加劇和2020年大選之機，一方面形塑台灣利益和命運共同體，另一方面積極修法限制兩岸交流互動。在政治上，積極尋求“兩岸主權分裂與對立”，形成“兩國論”包裝下的“一邊一國”；在經濟上，意圖推動台灣企業脫離中國大陸市場和產業鏈，積極謀取“新南向”；在文化和意識形態上，不斷強化“台灣認知主體化和國家化”和意識形態的“民主化與自由化”，突顯兩岸價值觀念認知上差異的根本性；在國際上，積極呼應美國對華遏制，企圖藉助國際反華勢力對抗大陸，甚至呼籲形成反華國際聯盟。在這種情勢下，兩岸的互動呈現出如下幾個特徵。
（一）台當局“漸進式台獨”致使兩岸互動交流邊緣化。
蔡英文自2016年贏得台灣地區領導人選舉以來，對於“九二共識”採取模糊化策略，希望在不明確表態的前提下，某種程度上延續2008年以來的兩岸互動局面。因此，其在2016年就職演說中刻意模糊了“九二共識”，這雖然為其緩和“深綠”壓力有所助益，但也意味著為後續調整兩岸政策，甚至摒棄兩岸發展互動的政治基礎創造了條件。此後，民進黨當局在島內積極推進“去蔣”、“去孔”和“去孫”，建構“去中國化”的社會氛圍與環境，多次推動歷史教科書的修改，強調文化觀念上的“台灣意識”，而削弱對於中華民族主體性的認知。①對於日趨“綠化”的島內輿論環境和“台獨”傾向情緒，則採取縱容、支持和鼓勵的態度。這種做法導致台灣民眾的台灣主體意識大為升高，兩岸民眾認同感下降，客觀上淡化了兩岸民間交流互動的意願。另一方面，民進黨當局充分利用“全面執政”的優勢，以“維護台灣安全”、“防止大陸滲透”為由，通過“國安五法”和“反滲透法”等法案，並建構新的行政機制和規定來“規範”兩岸交流行為，實質性限縮兩岸民間交流。2017年，台當局陸委會禁止大陸“省級台辦”、“曾發表對台不友善言論的智庫學者”，並且慎重審核黨政軍三類人士入島交流。②同時在國際社會上大肆詆毀大陸，推卸責任，不斷以言語挑釁，嚴重衝擊兩岸政治互信與互動交流，從而使兩岸關係陷入僵局③。2019年以來，更是在“大選”中藉操作兩岸對立甚至“亡國感”鞏固和強化台灣民眾的自我認同，極大地擴大了對抗的張力，致使兩岸民間交流的空間被進一步壓縮。
（二）社會認知的政治泛化成為兩岸民眾交流的主要障礙。
社會認知的政治泛化是“政治社會化”的一種表現。所謂“政治社會化”就是社會成員在特定的社會環境中所形成的政治心理，政治心理一旦形成就很難動搖。不過當全社會針對特定關係形成了泛化的政治觀念時，往往就會引發行為主體之間的對抗。在兩岸關係中，兩方民眾如果在看待對方時均從政治視角加以認知，則勢必造成深刻的對立和不容易妥協的困境，也就成為交流的障礙。民進黨兩次執政接力打破台海現狀，特別是不承認“九二共識”作為兩岸政治互信的基礎，事實上導致兩岸無法建立政治互信④，這就使得兩岸民眾在相互看待對方時，往往易於從政治視角加以認知和解讀，並出現各自向自我認同方向集中的景象，從而既造成台灣社會內部對於國家認同的撕裂，對自身身份認同和“一個中國”的認知愈發模糊，又使得兩岸關於“統”、“獨”的認同差異成為引發民眾觀念矛盾甚至衝突的主要方面，加之兩岸在政治制度、社會觀念、生活習慣、視角立場上的差異，都或多或少地加深了民眾政治認知的差異，以至於民間的互動交流越來越難以有效進行。⑤
（三）民間交流日益成為兩岸互動的突破口。
從過去三十餘年的民間交流發展歷程來看，民間交流是兩岸關係中最活躍的部分，投資經商、求學就業、人文交流、學術交往、同業互動、團聚婚姻、人道探親、旅遊觀光等，已成為兩岸民間交流的主要形態，其中所建立起來的利益關係密不可分，情感聯繫更是難以割捨。在長期的合作交流中，兩岸民眾已經形成了合作共處的基本框架，甚至在生活習慣上的差異也在縮小，這是兩岸民間互動交流持續的強勁推動力。需要看到的是，台灣民眾對於兩岸民間交流的態度儘管受到行政當局立場的深刻影響，但並不完全取決於行政當局的立場，更多的是基於自己的訴求，特別是經濟利益的訴求。⑥而中國大陸在這方面所採取的立場是長期一貫的，即鼓勵和支持兩岸民間交流。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兩岸民間交流的發展主要是受台灣當局相關立場和政策的影響，以至於兩岸民間交流的速度和深度在不同時期會有所變化。目前看來，儘管民進黨當局大陸政策的“脫鉤”意味濃厚，兩岸互動受到負面影響，政治基礎與環境氛圍的惡化，但民間交流的部分總體上仍呈現出正向發展的趨勢。
不過仍需注意到，當前民進黨當局推行“去中國化”和“漸進式台獨”政策，兩岸互動交流呈現總體交流規模和層次均加速下滑的態勢，交流的社會效應進一步遞減，但是，兩岸政治互動中斷的背景下，更突顯出深化兩岸民間交流的必要性，甚至這有可能成為兩岸互動交流的主要突破口。當前台灣民眾對於蔡英文阻撓兩岸互動交流的政策已經頗有微詞，2019年“中華民意研究協會”發佈的民調顯示，島內有高達64%的民眾對蔡英文當局執政以來的兩岸關係不滿意，更有45.9%的民眾認為，即使台當局反對，各縣市政府也應兩岸交流，並可提出和台當局不同的兩岸關係主張。⑦
二、兩岸互動與民間交流面臨的困境
民間交流雖然是兩岸互動中十分重要的方面，但深受政治關係的影響和制約，在其中的局限性顯而易見。當前，兩岸互動在政治領域中的負向性不斷擴大，這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民間交流的開展，另一方面也使得民間交流在推動兩岸互動中的作用和重要性進一步突顯，甚至有可能發揮更大的促進作用。
（一）兩岸互動形態轉變制約民間交流作用的發揮。
在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時期，兩岸互動呈現出官方與民間共同推進的局面。但隨著民進黨當局大陸政策的調整，拒不承認“九二共識”，導致兩岸互動所依賴的政治共識和互信基礎難以為繼，以致兩岸官方聯繫互動中斷，“二軌”交流停止，兩岸互動形態由“官民並重”的“雙軌形態”開始向以民間交流為主的“單軌態勢”轉變。然而，囿於兩岸關係及互動本身具有極強的政治性，政治領域本身既是互動的主要方面，呈現為官方性，居於主體地位，又影響和制約著其他領域的交流互動，左右著民間交流及其作用的發揮，可以說，其他領域的民間交流不但居於輔助地位，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是要服從和服務於兩岸政治關係的實際情況。因此在這種轉變之下，作為當前兩岸互動主要領域和方面的民間交流，其本身不僅深受影響，而且所能發揮穩定兩岸關係、促進彼此瞭解、增進民眾融合的功效也日漸式微。最為典型的就是研究台灣問題的學界交流，本應在兩岸互動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和發揮獨特的功效，而實際情況卻是越來越難有作為。不但由於客觀環境的變化導致兩岸學者的互訪交流日漸減少，而且部分兩岸學者赴對岸開展學術調研的主觀意願也有所降低。今年的疫情更加速惡化了這種態勢的變化，兩岸民間交流的客觀條件深受限制，不僅難以通過民間互動和交流來緩解兩岸政治僵局中的互不信任感，反而由於疫情因素加劇了兩岸民眾間的對立情緒，使得本已對立的兩岸政治矛盾進一步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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