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陶燕利用職務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陶燕所在總編室的職責之一是負責影視劇購銷，自制劇製作和版權管理，與相關影視公司有明顯的利益關係。從案例看，無論是提議陶燕投資的胡某還是借款給陶燕的熊某，都是希望“今後能在電視劇收購等方面得到陶燕的關照”。
基於這種利益輸送的關照，陶燕的投資明顯背離了正常的生意投資行為。在胡某第一次主動提議陶燕投資時，陶燕因導演、演員都未確定，投資風險太大，未同意。“後來，優酷已經確定收購這部電視劇新媒體版權，報價、成本已經確定，利潤也已確定，在沒有任何風險的情況下，她提出來投資，要入股，胡某還答應了，這其中投資就變成了受賄的一種形式，通過這種方式給陶燕輸送利益。”辦案人員說。
更令人稱奇的是，陶燕投資電視劇自身並沒有出錢，而是向另一家影視公司借錢投資，屬於無本萬利，“空手套白狼”。判決書顯示，熊某以公司名義為陶燕投資，並表示投資收益全部歸陶燕一方。“借來的這個錢也是沒有讓陶燕承擔風險，純粹是看在陶燕的職權上，無償為她提供資金”。
辦案人員表示，不是說陶燕眼光有多好、投資能力有多強，“她唯一利用的就是職務上的便利、職務上的影響，進行著無任何風險的‘投資’，以‘投資’之名，非法收受他人的財物，‘投資’成了受賄的一種‘幌子’、一種工具”。所以，認定陶燕是否犯受賄罪，關鍵在於是否存在權錢交易，而不管形式如何，或者到底有沒有發生實際收益。法院正是依據相關事實，有關陶燕任職的書證，聯合攝制合同書，轉賬憑證，情況說明，扣押財物清單，證人證言等，一審裁定陶燕犯了受賄罪。
值得注意的是，像陶燕這種不直接收取現金，而是以其它隱蔽方式進行受賄的違法犯罪行為，近年來並不少見。少數國家工作人員為了規避法律制裁，掩蓋赤裸裸的權錢交易行為，受賄的手段不斷翻新。比如收受幹股、“合夥”開辦公司、借款炒房、違法放貸等。
以放高利貸為例，重慶市武隆區政協原黨組書記、主席張曉江曾採取“砍頭息”的方式“放水”給有求於他的老板，而且借款數額、利息、還錢時間都由他說了算。比如，借1000萬元給一個老板，約定一年之後連本帶息收回1360萬元，可實際借出的只有640萬元，一年後要收回1000萬元，並且，多數時候不到一年就收回1000萬元。有求於張曉江的老板紛紛“伸出頭”去接受張曉江的“砍頭息”放貸。這些老板明明不需要資金，仍向張曉江借錢，就是通過這種方式向張曉江輸送好處，本質上就是行賄受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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