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理性的討論在這個時候已經沒有意義了。4月30號發生的事情，等消息傳回到中國，在5月4號就爆發了“五四運動”。
在“外爭主權，內除國賊”的吶喊中，沒有一個人敢對巴黎和約負責。當時的總理錢能訓不敢負責，推給國會決定。國會推給總統徐世昌，總統徐世昌乾脆遞出辭職書，總理錢能訓也遞交辭職書，總理位子遞補到財政總長龔心湛。龔心湛說只代理十天，但十天過去，沒有人願接。
巴黎和會最後的簽字儀式，是在6月28日。簽還是不簽，政府必須做一個決定。6月26日之前，政府給巴黎打去的電報，一直是訓令，說得簽，但也得爭，保留意見，實在爭不過，就簽了吧。為何？因為當時的政府認為，簽署和約的利還是大於弊。但是6月26日，政府的態度出現了一個大轉彎，給巴黎代表團打了電報，說不能簽這個字。由於當時從北京到巴黎電報需要至少三天，平均是四至五天，最後的情形可能是，代表團沒有收到26日發出的電報，因此接受以往的訓令，在28日簽約，但日後政府又可迴避責任說，26日已發出不要簽約的電報。
但是在巴黎的代表團在28日簽約前就一直在想，這實在不能簽，五四運動已經如火如荼。一旦簽了之後，將來必然背上千秋萬世的駡名。
最後的結果是：中國雖然站在了戰勝國的行列當中，但是當戰勝國和德國簽字畫押的時候，文件上可沒有中國人的簽字，中國當然也就分不到戰勝國的利益。日本在山東強占德國權利的事實，沒有絲毫的改變。
這裡不再討論簽或不簽的利益得失，或當時即使再優秀的外交官也無法改變強權政治的事實，當內部人民“情緒”已經沸騰，再優秀的外交官也只能噤聲，國家利益不再能理性的討論。學生們有他們的熱情，但後來的故事如何發展呢？
五四運動，主要針對的是，被指認的三個親日派“賣國賊”，其中首當其衝的就是曹汝霖。七七事變之後，日本人也向曹汝霖招手，但曹汝霖堅決不受偽職，保住了晚節。而當時在五四運動期間，跑到曹汝霖住所趙家樓去點火燒房的北大學生梅思平，後來在抗日戰爭期間，當了日偽的組織部部長和內務部部長的漢奸，在抗戰勝利之後，被以叛國罪槍斃。
當時的外交總長陸徵祥，對未來國情提出簡短而著名的警語：“弱國無外交”，在巴黎和會後，為照顧比利時籍夫人病情，辭職留在了歐洲，後來專心天主教會事務，1935年晉鐸為神父。二戰期間，幫助受納粹迫害的比利時地方群眾，並曾推動抵制日貨的運動，為抗戰勝利而祈禱。
(作者張亞中，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孫文學校總校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