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由初期的‘保護NHS’變為‘留在家—保護NHS’，儘管比較晚但還是抓住了疫情向疫災轉變的最後關鍵點。這由此保證了英國NHS系統有驚無險地安然度過預估中的4月高峰。沒有發生、看來也將不太可能發生類似意、西、美等國嚴重的醫療崩塌局面。按照英國衛生計量與評估研究所（IHME）4月8日對英國疫情發展的模型預測，英國需要102000張病床，5月1日前死亡人數最高將至138000。考慮到諸多新因素後IHME4月14日新預測，將兩個數字分別下調至34318和5萬，並預測4月17日是單日死亡最高峰值。然而直到現在正在展示的客觀事實是：感染率與死亡率的最高點至今保持在了4月10日。為迎戰高峰，政府在倫敦、伯明翰、曼城等七個中心城市建立的臨時醫院基本處於備用狀態。即使重災區倫敦住院率也在下降中。全英最大臨時醫院倫敦ExCel centreExtel“基本上是空的”。這份成績單應是英國政府全面抗疫戰略策略取得重大成效的最好說明。無論是專家學者政府官員還是NHS負責人，無一不明確將這個功勞歸結為‘疏離和限足的好處’。代理首相拉布總結為‘我們採取的措施已經成功地減緩 了新冠的傳播。’
第四：英國由堅持政府和NHS的有限抗疫，最終邁入所有民眾被動員參與的全面抗疫戰，經曆了一個非常艱難的過程。相比此時期疫情上行的速度及鄰國政府的反應速度，英國政府的反應是遲鈍緩慢的。正是這種遲鈍讓英國很快付出了感染率、重症率、死亡率連續攀升的代價。這個代價，既鑄就了3月16日之後至今，英國政府以控抗疫的巨大壓力、動力、及疫情趨緩時的堅持力，也造成了實現和堅持全民抗疫的現實基礎。換言之，不達到這樣的嚴重，不足以作如此成功的全民發動。
探究英國政府四月之前抗疫得失的背景原因，是一個非常複雜的課題。作為歐美列國抗疫總篇章的一部分，英國有其獨特國情、民主政治、多元文化的約束，有經驗主義傳統思維下對最低成本、最小影響的執著算計，有歐美鄰國的影響，有對疫毒規律的再認知，有對中國抗疫經驗和教訓在不同情勢下的總結。這些決定了英國從主流專家學者到執政者堅守群體免疫理論的必然，決定了英國抗疫從以放任為特征的有限抗疫進入以鎖定為特征的全民抗疫的艱難。當然，也將決定疫情趨緩 時英國走出鎖定的艱難與謹慎。
英國全面抗疫政策的趨向
英國向全民抗疫的演變進程，預示了這個以關停、限足、疏離為要素的全民抗疫政策的時效和趨向。作為群體免疫理論對現實暫時妥協的產物，它必然只是延遲階段高峰期的減緩政策，而非整個延遲期的減緩政策。一旦疫情衝過重症率、死亡率的高峰，或感染率接近或超過群體免疫的目標，或疫戰陷入遲遲看不到盡頭的持久狀態時，就必將是它退出抗疫主場時。4月中旬後開始展現的客觀現實正在證明這一點。感染率與死亡率名列第五的災難、科研上對冠毒依然無法完全認知的茫然，只是讓主流專家學者更認定群體免疫理論的科學與現實。牛津大學科研團隊早已推演出英國已達群體免疫比率的結論。帝國理工流行病模型教授、政府高級顧問之一格雷厄姆•麥德利堅稱：唯一可行方式，就是讓人們感染，變得不再脆弱。封鎖沒解決任何問題，只是阻止了疫毒的短期傳播，代價是把整個國家“逼到了牆角”， 帶來比病毒更嚴重的負面影響。4月中旬後全民抗疫的有限成功，更讓解除鎖定獲得商家及在野黨的呼應。新任工黨領袖凱爾•史塔默爵士一直在呼籲政府開始實施“退出戰略”。
在延遲階段高峰後退出鎖定，是合乎英國堅守的群體免疫理論的必然邏輯選擇。很多跡象顯示英國已悄然步入解封進行時。舉目望世界，似乎沒有哪個國家領導人不急著返還正常經濟軌道，因為經濟是決定政府政治生命的根本。英國政府在限足令頒布的3月23日就已保留了政策彈回的按紐。即每三周會重新評估政策的可行性。4月24日，一個以讓關鍵崗位工作者安全復工為目的政府抗體檢測項目正式啟動。一千萬多萬NHS和社會護理人員、老師、警察、運輸等八大系統關鍵工作者及其家庭成員有資格接受優先測試。一旦自已和家庭成員測試呈陰性，即可重新上班。日檢測量按計劃將達到10萬人。與此相應4月27 日，衛生部長漢考克宣布了英格蘭逐步重啟暫停的醫療服務的計劃，31日起首先從“最緊急”的醫療，如癌症護理恢復開始。
|
